1949年10月1日清晨，长沙城里天空放晴。65岁的张干把当天的《湖南日报》铺在旧藤椅上，盯着头版那张天安门照片看了许久。报纸上的人群欢呼，他却皱着眉头——家里两天后就没米下锅了。妙高峰中学每月那点讲课费，全靠他一支粉笔挣来，六口人硬是捱得拮据。
时钟拨回三十四年前。1915年秋，湖南省决定向中等学校追加每生十元杂费。张干那时是湖南一师的校长，向来以“令行禁止”自勉，见公文落章便宣布执行。消息一出，校内反弹声瞬间聚成浪潮。对寒门学子而言，这十元就是半年的饭钱。反对者中，三年级的毛泽东最为激烈。
“增加学杂费，穷人孩子读不起书，这像话吗？”他在宿舍楼下简短一句，两百多名学生随即响应。短短几日，校园贴满“驱张宣言”，行文犀利，署名却是一串代号。张干看后气得手发抖，直呼“离经叛道”。
督学被请来镇场，不料学生们一句“张干不走，我们不复课”令全场哗然。张干认定必须示威，一纸开除令写下，17名“闹事分子”榜上有名。教师杨继昌闻讯，领着同仁找到校长室，言辞诚恳却语带锋芒：“若逐学生，教师即停课。”场面僵持到深夜，张干退了一步，把“开除”改成“记大过”。可学生仍坚持罢课，最终省教育厅只得将张干调离。他离开校园时，背后的校门口依旧回荡着那句口号：“张干一日不走，我们一日不上课。”
之后，张干辗转多所中学，薪水不高，脾气倒是渐渐磨平。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让无数旧式知识分子生活愈发艰难，张干也不例外。到了建国前夕，他已成病弱老者。窘迫与自责交织，他多次提笔想给昔日学生毛泽东写信求助，又怕被嘲讽“求官靠旧门生”，几度提笔又搁下。
1950年9月，湖南一师新任校长周世钊登门探望，向张干出示了一封来自北京中南海的邀请函。“润之让我去参加国庆观礼，您有什么话带给他？”周世钊问。张干沉默良久，只说：“替我问声好。”那一夜，他几度失眠。
周世钊进京后，把老校长因病困窘的现状告知毛泽东。毛泽东一愣：“张校长还在教书？”随即挥笔写信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请求速援。十天后，1200斤大米与50万元旧币送到长沙。张干接过口信，激动得连连道谢，却依旧没敢写求助信，只寄去一封朴素的“报平安”。
1951年深秋，张干意外收到一张红色请柬。落款四个字：毛泽东。信中只一句话——“盼师北上，一叙旧情。”老校长踌躇一日，终提笔回信，答应进京。次月中旬，他乘夜车北上，颠簸两昼夜抵达北京。下车那刻，他把大衣紧一紧，仰望初冬的天空，心里反复琢磨见面第一句话。
丰泽园的小院里，毛泽东快步迎出来，先伸手：“老师，您辛苦了！”
张干眼眶发红，低声回应：“润之，好久不见。”
这一句问候，化开数十年尴尬。饭桌上，旧事被翻出，众人笑声不断。张干自责当年的“一张开除令”；毛泽东也坦言年少气盛。杯盏交错中，两代师生的芥蒂消失得无影无踪。
离京那天，工作人员递给张干一只厚背包，说是主席托带的土特产。火车摇晃，张干打开一看：150万元旧币、一瓶鹿茸精，还有手写的一行字——“资师养疾，勿却。”老校长双手颤抖，久久合不上背包。
1957年，张干再次病重。毛泽东得讯，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送去两千元稿费。张平化原话带到：“主席说，您养好身子，讲坛少不了您。”张干执拗推辞未果，只得收下。此后，他又回到课堂，讲欧拉定律，讲几何公理，讲自己如何把尺规当作战场。学生们私下议论，这位须发斑白的老先生，讲课一板一眼，却总会加一句：“青年要有主意，书本只是敲门砖。”言下之意，分明是当年那个“闹学潮”的少年留给他的启发。
1963年盛夏，他病倒在讲台后，再也没能起身。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替我写信给润之，告诉他我没能再上课了。”话音刚落，手臂微颤，便安然而逝。身旁桌角，依旧放着那只用旧的皮包，里面夹着毛泽东的字条——墨迹虽淡，字迹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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