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原本讨论国旗图案，却很快转到“国歌”二字。距离开国大典只有六天，礼炮、礼仪、礼乐缺一不可。国旗已敲定，国徽可暂缓，唯独国歌，谁也不敢拍板。第六小组整理出的十三首歌词铺在桌面，商签栏全是空白。叶剑英皱眉，马叙伦摇头，茅盾翻看着稿纸，神色同样踌躇。
僵局并非始于此刻。早在4月，赴布拉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就碰过同样的难题——入场要奏国歌，新中国却还不存在。这才决定临时用《义勇军进行曲》顶上。布拉格会场极为庄重，当那段旋律响起，许多外宾并不熟悉，却能感到曲子里那股凛冽的力量。自那时起，“以它作国歌”的提议悄然发芽。
问题出在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人认为新政权诞生在即，再谈危险似乎不合氛围；有人则坚持歌词是历史印记，不应随意涂改。意见拉锯，拖到九月下旬仍无定论。时间像扳指里的沙子，一粒粒漏走。
回想这首歌的身世，众人心中更觉难舍。1934年冬夜，上海鸦片烟馆与舞厅灯火通明，社会名流醉生梦死。田汉望着街景，突然生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愤懑，他找到好友聂耳，决意写一首能盖过靡靡之音的歌曲。两人翻唱《国际歌》《马赛曲》，比画节奏，想要抓住那种让人血脉贲张的脉搏。
歌词写成时，田汉正在逃亡。香烟衬纸揉成一团，被他在昏暗灯下展开，仓促落笔。聂耳拿到那张半湿半干的纸，如获至宝。1935年初，他带着曲稿登船去日本，途中不断修改。五线谱上墨点密集，几处颤抖的笔迹似乎在向炮火致敬。5月，乐谱寄回上海，《风云儿女》的片头片尾第一次让大众听见这首歌。两个月后，聂耳溺水身亡，未满24岁。《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遗嘱，也成了抗战岁月最嘹亮的号角。
抗日硝烟散去，1949年的中国急需国家象征。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决定成立六个工作小组，第六小组专司国旗国徽国歌。征稿启事贴出后，全国邮局信笺激增，沈阳、哈尔滨的八角邮票，广州、昆明的航空邮件，甚至海外侨胞寄来的薄纸，都向北平飞来。歌词稿件里既有老兵的铅笔字，也有中学生的钢笔字，但没有哪一首能让所有专家同时点头。
8月5日第二次会议上，马思聪、贺绿汀等四位顾问筛出十三首备选曲。他们把乐谱放上钢琴试弹，再用小提琴校调，终究觉得差了股子“奋不顾身”的劲儿。会后，一位顾问悄悄感叹：“越挑越觉得聂耳那首还是最有味。”这句心里话转了一圈，又回到丰泽园。
于是有了9月25日这场夜谈。马叙伦直截了当：“干脆暂用《义勇军进行曲》。”幕后议论马上冒出——改不改那一句？田汉本人也在座，他温声说：“词写于危急之时，如今当然应有新气象，但歌词已被大众熟记，难再替换。”这番话既表明态度，又留有余地，可最终选择仍在几位领袖。
周恩来抬起眼镜，语速平缓却掷地有声：“帝国主义还在，危险未除。我们越是胜利，越不能松懈。歌词提醒每个人保持警觉，我认为不改好。”话音落地，众人侧目。毛泽东放下茶杯，轻轻点头：“同意。胜利决不代表高枕无忧，这一句留着，才能时时敲钟。”
会议记录员迅速写下“保留原词”六个字。此刻争议被扫清，所有人松了口气。夜已深，屋外虫鸣渐稀，丰泽园里却传来低低的旋律，几位与会者随口哼唱：“前进！前进！”声音不高，却坚定。
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正式国歌诞生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两天后，乐队总指挥罗卓英接到总政文电，要求立刻排练。10月1日上午，军乐队在金水桥下列阵，号手调试管簧，鼓手扣紧鼓皮。三时零分，礼炮齐鸣，五星红旗升起，熟悉的旋律响彻广场。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八十余面铜管中爆发，回声撞击城楼檐角，再飘向远处胡同。
此后几十年，歌词再未改动。它提醒后人：警钟不因欢庆而沉寂，歌声不因岁月而褪色。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