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冬夜，海南陵水机场的跑道灯忽明忽暗。结束夜航训练后，队里围着简易取暖炉，王伟拿着杯热茶对年轻飞行员说了句：“海空无界，可千万别让自己迷失。”谁都没想到，这句话八年后会像一道回声，在南海滚滚波涛间响彻。
2001年4月1日清晨，王伟和僚机飞行员赵宇接到出动指令。雷达显示，海口以东上空出现可疑大机，判断为EP-3电子侦察机。歼-8II双机编队推力进最大，加力尾焰照亮透明座舱。抵近后，两机呈左右护卫展开，王伟选择更靠前的位置，以便用翼尖提醒对方脱离。
EP-3体量是歼-8II的三倍，重心稳定，螺旋桨带来的乱流却成了威胁。王伟先用无线电发出三遍警告，对方假装听不见，一路继续向西。规避失败后，他降低高度，翻滚到侦察机左下侧不到十米位置，打开导弹发射盖。驾驶舱里红灯闪烁，赵宇在几百米外复述口令：“二号已就位。”
时间定格在07时58分。EP-3突然左转，螺旋桨划破机身气流，外翼撞向王伟前机身。赵宇只来得及一声惊呼，巨响瞬间吞没电台。“弹射！”这是唯一被录下的词。赵宇看到王伟的弹射座椅蹿出，白红相间的伞包像一朵浪花在空中张开，下一秒浓烟遮住了视线。
海军航空兵迅速启动应急搜救方案，三小时后，最近的驱逐舰与救生直升机抵达预估落点。此后十四天，军方加渔民累计十万人投入搜索，行动范围从北纬18度延伸到15度，东西长达四百余公里。海面漂浮的只有零星机体碎片，王伟踪迹全无。
当年不少人困惑：明明看见弹射，为何人间蒸发？十几年来，海空搜救、流体动力和医学专家陆续给出解释。
首先，冲击重伤的可能极大。歼-8II弹射座椅启动速度可达20多个G，正常情况下飞行员会因瞬时超载出现意识模糊。若再叠加机体爆炸产生的高温碎片，保护装具被破坏就在瞬间。假设胸背降落伞顺利开启，仅仅数秒的迟滞也足以令飞行员在下落过程中错失自救动作。
其次是海况。事发海域处在南海西北部黑潮支流交汇带，浪高可至两米，海底地形断崖林立。落海飞行员若失去意识，漂流方向受风浪主导，短短一小时就可被带离事发点十五海里以上，把搜索区域呈放射状推大。
再者，2001年我军正处信息化初期。飞行服上仅有基于甚高频的简易信号机，必须人工拉环启动，且有效范围不足十千米；当时北斗系统尚未成网，装备量为数不多，王伟所在批次战机尚未加装。缺乏实时定位，救援只能依赖目测与海面打捞，效率与精度都受限。
有人提到美军同类事故的成功救援，差距并非人员投入，而是手段差异。美海军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部署了PJ伞降救援队，配备卫星通信信标、夜视吊放设备与水下声纳浮标，可在两小时内锁定落水飞行员方位。这套体系中国那时尚在摸索，自然难敌时间与海浪。
还有细节常被忽略：南海热带鱼类丰富，浮游生物密度高，随浪漂移的降落伞及座椅极易被缠绕下沉；加之事发海域水深多过千米，搜了十四昼夜仍无声息，并非人力不竭，而是客观条件过于严苛。
有人猜测王伟或被外军俘获。信息源多出自道听途说。根据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联合搜寻的回执汇总，事发期间各国军港、医院与机场并未收治神秘飞行员，排除俘虏可能。更现实的概率在于：重伤、昏迷、落海、失温，生命窗口被大海迅速关闭。
回望历史，类似危局并非首次。1965年4月空战中，中国歼-6编队也曾在海南外海击落一架F-4。那次我方飞行员因导弹爆炸被弹片划伤，幸得渔船及时发现才脱险。对比两起事件，可以清楚看到三十余年间搜救体系虽有提升，却依然无法与先行者相提并论，这也是后来加速建设现代化搜救力量的直接动因。
专家统计，南海每年洋流方向季节性轮换四次，浮标在48小时内漂移距离常超过100公里。王伟若在离舷落水后尚能漂浮，其救生衣气囊最大持续时间约为48小时。搜救队第三天后仍无信标迹象，研判伤重与失温双重打击已导致不幸。
事后，总装部门紧急论证，引进自动定位系统、改进救生器材。2003年，新型信标在渤海试射成功；2006年，海空救援联合作战条令正式生效；2011年北斗二号覆盖亚太，搜索半径可以精确到米级。碎片化的进步，正是为避免再出现“找不到”的悲怆。
王伟牺牲时三十三岁，被追授“海空卫士”荣誉称号。赵宇在悼念仪式上默念那晚的对话：“老大，你回来，我们一起返航。”回音只有风。那年之后，赵宇每次升空都会把个人定位仪检查三遍，他说，这是和老大之间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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