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的一天清晨，兰空干休所四号楼的门口积了一层薄霜，站岗的战士悄悄嘀咕：“李老住得真委屈。”这一句家常话，把人带回八年前。
1982年5月，李赤然正式接到空军党委下发的离休命令，被安排在西安兰空干休所。按正兵团级标准，住房应为二百七十平方米，他实际拿到的一百八十平方米，少了整整九十平。更糟的是，大马路就在窗外，汽车喇叭声不分昼夜；垃圾堆散发着怪味，老鼠穿梭，安全和卫生全成了问题。修缮费也缩水，每平米只拨二百四十元，而兰州军区文件白纸黑字六百元。
有人劝他写报告。李赤然摆摆手：“待遇就这样，别折腾。”他后来在回忆文章里顺带提到，却没有单独上报。那段话并非为自己喊冤，而是提醒有关部门：还有许多年迈的老同志，别让他们寒心。
回头看资历，李赤然本可说一句“不服”。1929年参加红军，从连指导员一路做到红二十七军政委。1935年长征途中枪林弹雨，他一次都没落下队伍。1936年他仅三十岁，就成为军政委。可到1955年授衔，军衔只定为少将。罗荣桓元帅原本把他列进中将名册，还特意让李贞征求意见。李赤然却主动提出降衔，理由简单：“主席号召低调，我不能例外。”
授衔那天，他挂上一枚一级八一勋章，却只佩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很多人疑惑，按资历他应在抗日军功表里列得更高。原因很现实：抗战八年，他大多留在陕甘宁后方，担任保卫党中央的重任，战场战绩自然不如前线部队耀眼。李赤然心里明白，却毫无怨言：“没有后方，哪来前线。”这话听来朴素，却道出军人职责的另一面。
解放战争后期，他改任西北野战军骑兵六师政委。战马嘶鸣、沙尘漫天，那支轻骑兵在黄土高原上往来穿插，屡立战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调入空军，1962年升任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算是副大军区级干部。
1969年的国庆观礼，他受命率部队赴京，负责天安门城楼的警卫。毛主席向他致意：“你情况如何？”他敬礼，只回两字：“很好。”不过，两个月后便被免职，原因众所周知。他腿部旧伤复发，被安排住院，随后返回西安，每月三十元生活费。
瓦窑堡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冬天漏风。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上门查看后急了眼：“这房子塌了咋办！”李赤然仍然笑着答：“住惯了，不碍事。”最终，省里拨款加固，还配了一部伏尔加小轿车，但他极少动用，只在外出作报告时才坐。
1971年至1978年，李赤然过得紧巴巴。老战友白占玉、贺秉章时常接济，送煤送粮。逢年过节，李赤然却先惦记远在陕北老区的残疾老红军，给他们写证明、寄补贴，有时干脆把自家口粮让出去。
1979年2月18日，组织上为他摘掉一切“帽子”，所有待遇恢复。1980年5月，他回南京军区办手续，取回十年前封存的行李箱，里头只有几件旧军装和泛黄笔记本。工作人员有些尴尬，他轻描淡写：“能穿就行。”
正式离休后，李赤然没闲着。西安市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他被推举为副会长。从小学生到机关干部，上百场形势教育报告，场场座无虚席。那句“把生命交给革命”常被他挂在嘴边。与会青年问：“李老，何为共产党人？”他爽朗一笑：“说大了假的，干实事才是真的。”
1988年7月28日，国家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颁奖现场，他穿着那身略显肥大的旧军装，神情平静。有人感慨：“少了九十平房子，多了满身勋章。”他却挥手：“住在哪都能睡觉，做事要紧。”
晚年写回忆录时，他给自己只留寥寥数页，却把谢子长、刘志丹、王平、白占玉等数百位战友一一记名。连在马背上为他递水的通信员小李，也占了半页篇幅。对房子之事，他只用半段文字记录：“面积不足，修缮偏低，不提也罢。”
2006年12月24日，李赤然在西安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噙着微笑离开，他身旁仍是那套补了又补却依旧不够大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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