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1973年的“交白卷事件”，现在的年轻人估摸着都没啥印象了。可但凡经过那个年代的人，这事儿就跟刻在脑子里似的，一辈子忘不掉。那年夏天，辽宁兴城县有个下乡知青叫张铁生，考大学物理化学那场，正经题没答几道，倒是在卷子背面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信。
信上这么说：“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原文如此），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
这几句听着还算老实，可底下话锋一转：“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也是原文），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您瞧，他把自己说成是忘我劳动的模范，把别人骂成自私自利的书呆子。信的最后露了底：“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嘴上骂别人是“大学迷”，自个儿却盼着领导照顾。这封信的妙处就在这儿：他不是真反对上大学，是反对别人凭本事考上去，自己想靠“诉苦”和“表现”抄近道。
最后成绩出来：语文38，数学61，理化就得了6分。说白了，等于交了白卷。
这张铁生啊，也是赶上了点儿。那阵子上面正为怎么招大学生吵得不可开交，周总理主张恢复文化考查，不能光看出身和推荐。张铁生这封信一到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手里，好嘛，瞌睡碰上枕头——正缺块石头砸人呢。毛远新立马让《辽宁日报》删改后登出来，还加编者按，说人家这是“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就这么着，一个连初中底子都不扎实的年轻人，摇身一变成了“反潮流英雄”，大摇大摆进了铁岭农学院。
您别以为这就完了，后面的戏更热闹。全国报纸一窝蜂跟着转载，《人民日报》也跟着起哄，把张铁生捧上了天。各地学校纷纷组织学习讨论，谁敢说半个“不”字，那就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紧接着又冒出个“考教授”事件——拿中学题去考大学老教授，及格率不到一成，借以证明知识越多越反动。一时间，“读书无用论”满街飞，学生上课不听讲，老师不敢管，考试成了摆设，交白卷的反倒成了英雄。
这出闹剧对教育的冲击，那叫一个邪乎。从1966年到1970年，全国大学整整四年没招生。后来虽说恢复了，可搞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那一套，文化考试基本取消。您想想，连小学、初中都没学扎实的人直接进了大学，这课怎么上？老师没法教，学生听不懂，只好把大学办成中学，把中学办成小学。有统计说，1972年北京十一所高校调查，工农兵学员里小学程度的占百分之二十，初中程度的占百分之六十，真正够高中水平的只有两成。到1976年，全国在校大学生才五十多万，还赶不上1965年的水平。这十年，少培养了一百多万大学生、两百多万中专生、十万多研究生。一代人的青春就这么耽误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跟着拖了后腿。
更可怕的是那股歪风。推荐上大学，本意是照顾工农子弟，结果变成了“走后门”的重灾区。干部子女、关系户挤占了大量名额，真正贫下中农的孩子反倒没机会。1972年中央不得不专门发文要求杜绝招生中的“走后门”现象，可收效甚微。到了1974年，终于有个人站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
这人叫钟志民，是解放军某部政委的儿子。靠着父亲的关系，他没经过严格推荐就进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可进校之后，他心里越来越不踏实。他看见身边许多真正优秀的工农兵子弟因为没门路被挡在门外，自己却凭着特权坐进课堂，觉得这跟“教育革命”的口号完全是两码事。
1974年1月，他给校党委写了封退学申请，同时寄给了《人民日报》。信写得直白又恳切：“我是在‘走后门’的不良风气影响下进入大学的。我的父亲是部队干部，他通过关系给我弄到了入学名额。我经过反复思考，认识到这是一种不正之风，是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的……我决心退出大学，回到工农兵中去，做一个普通劳动者，用实际行动批判这种歪风邪气。”信的最后，他呼吁所有靠“后门”进来的同学都自觉退学，把机会让给真正需要的人。
《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封信，还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讨论。一时间，全国掀起了反“走后门”的热潮。可您猜怎么着？这股热乎气儿没持续多久，就被“批林批孔”的大浪给盖过去了。上面有人说，反“走后门”会冲淡“批林批孔”这个主旋律，于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钟志民倒是真退了学，被安排到江苏农村劳动，后来又进了工厂。他的举动在当时算一股清流，可也恰恰暴露了推荐制的死结：把权力交给人，又缺了有效监督，结果好人办不成事，坏人却能办得更坏。
回过头看，张铁生的信和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就像一块硬币的两面。一个靠诉苦信踩着别人的诚实上了大学，一个凭良心发现又把特权还了回去。一个往上爬，一个往下走，方向看着相反，根子却是一个——招生制度没了客观标准，全凭人为操作，那就既出骗子，也出悲剧。
要说这事儿真正的转机，还得感谢小平同志。1977年他一复出，头一把火就烧向教育。那年八月，他召集三十多位科学家和教育家座谈，当场拍板：今年就恢复高考，别再搞什么群众推荐了。有人提醒说来不及了，他说再开一次招生会议，今年就办。九月份他找教育部长谈话，话说得很重：“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十月，国务院正式批转文件，废止推荐制，恢复统一考试。那年冬天，五百七十万人走进考场，最后只录取了二十七万，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可这二十七万人里头，后来出了国家领导人，出了各行业的翘楚——他们的人生轨迹，就这么一锤子给敲定了。
回过头看，“交白卷事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病。在极左路线下，知识成了罪恶，无知反成光荣。这场闹剧的代价是沉重的：它毁了一代人的求学梦，拖慢了国家前进的脚步。好在历史是公正的，那些靠“白卷”上来的风光了一时，最后还得凭真本事说话。1977年高考恢复的钟声，敲开的不只是大学校门，更是一个民族对知识重新燃起的那份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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