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29日午后,成都至乐至的公路边云层低垂,司机张师傅握着方向盘,侧头瞥见后座的陈毅元帅已经第三次抬表看时间。车还没驶离龙泉山,他就轻声嘀咕一句:“再快一点行不?”张茜笑着安慰:“别急,快到了。”一句家常话,却藏不住陈毅那股归心之火。
翻过山岭,零星桑树闪进车窗。这正是陈毅数年前在信中建议县里大力种植的作物,今日亲眼见到,老人家似乎才真正感到“信已落地”。他招呼司机慢行,要把每一行桑林都看个仔细,生怕漏掉自己旧日嘱托结出的第一片叶。
抵县当晚,一桌川味摆开。段建武书记举杯尚未开口,陈毅抢先打趣:“把张茜调到女同志那桌,你们是存心让我痛痛快快吃回锅肉啊!”众人一笑,气氛松动。可筷子才伸两回,张茜就提醒:“两片够了,血压别忘。”陈毅只得放下筷,看着盘中油亮的三线肉,又忍不住向众人讲起火候、刀工和豆豉比例,像极了在灶台边指挥伙夫的小学徒。
酒意渐浓,夜谈便从菜谱转到公社分配。账本数字刚摊开,陈毅皱眉问:“社员口粮留够没?倘若不够,谁负责?”段建武回答要靠国家调剂。陈毅放低声调,却句句敲打:“社员、集体、国家三条线,哪一边松不得。百姓没余钱,热情也会凉。”
说到次年计划,段建武底气十足——稻麦玉米亩产千斤,棉蚕丝百斤,红苕万斤,“千百万运动”摆上纸面。陈毅沉吟片刻,忽而笑道:“你这口气,把我都吓住了!八十六万亩地,一口气全上?”书记忙解释当地亩制折算,一亩当一亩三算。陈毅点头,却仍留一句:“有冲劲是好事,别累坏了田,也别累趴了人。”
夜阑人散,县里特地请来川剧团。灯火下,《穆桂英挂帅》的锣鼓一响,陈毅神情活泛,掌声最密。演毕,他走到台前与每位演员握手:“川剧要改,要新唱腔,要新故事,不改就要落伍喽!”一句话把后台小生们说得眉飞色舞。
第二晨光尚灰,陈毅已约三弟陈季让沿天池小道漫步。池水清冷,荷叶残败,他指着远处山坡说:“小时候割草的路,现在都通公路了,真快。”说罢看表,才六点四十,仍嫌时间不够用。
随即驱车赴劳动公社。路边大片红苕地里,农人挥锄正忙。陈毅撩起裤腿下了地,捡起一串硕大红苕问技术。得到“深沟高埂,长藤平插”八个字,他连连点头,吩咐张茜记在本上。农民告诉他千斤产量没问题,他顺手抹去泥土,感慨:“若都这样,咱的饭碗更稳。”
老屋前,曾撑起他少年记忆的两株古柏已不见踪影。幺叔说为大炼钢铁砍了。陈毅默然,轻叹几声,却也没多责怪,只提议在院后补种几株槐树,“活得快,给后辈乘凉。”
午饭依旧是家常豆花、青笋、粉蒸肉。亲朋拘谨,他索性自斟自饮,举箸给幺娘布菜,不时插句:“这豆瓣新不新?明年再多晒些,给我寄点北京去。”言谈仍旧风风火火,桌上笑声不断。
当天下午,陈毅马不停蹄赶往石井镇红旗丝厂。厂房机器轰鸣,年轻女工挥汗拉丝,见到部长退后一步鞠躬。陈毅挥手示意:“别停,按节奏走!”转完车间,听说厂子只花一年就投产,他随口一句:“不输江南老厂子嘛。”听得工人们眉开眼笑。
11月3日清晨,县新乐剧场座无虚席。陈毅准时步上台前,不带讲稿,干脆用乐至土话开腔:“乡里乡亲,摆一摆。”底下立刻安静。三十多分钟,他谈家乡变化,也谈国际风云。“有人求我卖花生油给外国,可我口袋里没货。要想让咱腰板直,得靠各位把粮、棉、油做实。”一句一掌声,像锣鼓点般落下。
讲完话,车已等候。陈毅走至剧场门口,县里干部仍想再送,可他把帽檐压低,说了句:“家里事托付给你们喽。”手臂平举,掌心向外,久久未放。汽车拐出街角,尘土扬起又落下,留下的桑树、红苕地、川剧锣鼓,都在秋阳中安静地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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