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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李时岳同志是相交30多年的老友，可以说是同时起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的。他在学术上的锋利见解和深厚功力，一直受到我的尊敬。近年来虽然知道他的健康状况不好，但突然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依然不能抑制我的震惊和痛惜。

说起来很巧，我们都是1947年在南京开始大学生活的。他进的是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我进的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比章开沅同志低一个年级),但那时我们并不相识。

中国近代史在史学领域里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1952年各大学的历史系普遍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才广泛地开展起来。李时岳同志很快就崭露头角。虽然他在北京大学随邵循正教授做研究生，我在复旦大学，但他的才华已很引人注意，所以常能从朋友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1957年初，他的《辛亥革命时期两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一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从我们这一代比较年轻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者来说，这大概是出版得最早的一部学术专著,使我们都受到很大的鼓励和推动。

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史学领域内的全国性学术活动很少很少。直到1961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们才有了见面的机会。因为大家都是30岁刚出头，一见面就无拘无束地什么都谈。范文澜同志是大家都十分尊敬的前辈。会议期间，我们有一次一起听了范老的报告，对报告中关于“兼弱攻昧”的一个论点都不太赞同。我只是在会下和他谈谈。李时岳同志却在正式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并且说是我们两个在一起谈的。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尊敬的前辈在学术问题上有什么不同意见，也能在会上毫不含糊地谈出来，这种耿直的品格，与众不同的品质，李时岳同志在年轻时就表现出来，他一生从没有改变过。

1962年，周扬同志主持的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后，黎澍同志负责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参加执笔的有胡绳武、宁可、李时岳、谢本书等同志。李时岳同志写的是关于史料学部分的章节。这是一个涉及知识领域广泛、并且需要对传统史学有较深了解才能写的部分。我看过这部分打印出来的初稿，对李时岳同志在史学方面深厚的功力和清晰的思路，印象很深。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过去后，我们又重新相聚。大家都不再是年轻人了。但他给我的印象依然是那样意气风发、尖锐而直率，只是比过去显得更从容和深沉了。那时，他和胡滨同志正在一起研究洋务运动的历史。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主持会议的黎澍同志鼓励大家有不同看法时应该“指名道姓”地提出讨论。我在会上就这样谈到不同意李时岳、胡滨两位同志的一些看法。后来，我听说胡滨同志对他的研究生讲：金冲及和我看法不同，但我们仍是好朋友。这句话使我感到十分欣慰。至于同李时岳同志之间的融洽感情，从来也没有过什么变化。他比我大两岁。直到他去世前，每次见面，他总要笑眯眯地叫我“小金”。现在这样称呼我的人已经极少极少了。

李时岳同志是很有独立见解的，并且敢于对重大问题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大家过去往往习惯地说：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讲惯了，谁也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问题。李时岳同志却作了细心的辨析，提出这个过程中包括着两个不同的趋势：中国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国家，这当然是沉沦；但原来的封建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为半封建国家，却是一种上升的趋势，不能笼统地称作“沦为”。这个发前人所未发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我曾听胡绳同志讲到，他也赞成这个看法。

时岳同志在1985年写了一篇《孙中山经济思想研究的十个问题》。文章很短，而且只提出问题并没有直接提供答案。但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却是重要而深刻的，很能给人以启示。我几次劝他：既然提出了问题，为什么不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写出来，成为一篇或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他总是笑笑，不作回答。前年遇到他，他忽然告诉我，他要“封笔”了。我很吃惊，说：你讲这个话未免太早了。他依然笑眯眯地回答我：身体不行了!我顿时有一种凄凉的感觉。我知道他近年来健康状况很差，连上楼也喘得厉害，也许真是力不从心了。在他脑海里一定还有很多没有写出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闪光。希望他的学生或助手能够把它整理出来，或者把它发展成为论文或著作，不要让它湮灭掉，否则就太可惜了。

李时岳同志去世前没有多久，还有一件使我很感动的事。那就是孙中山基金会准备出一套孙中山研究丛书。黄彦同志嘱我把过去写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纳入这部丛书中。我当时正忙于一些杂事，匆匆忙忙地把以前所写有关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的一堆论文凑在一起就寄去了。不久，黄彦同志从广东打长途电话给我说：有些编委看了，觉得内容太芜杂，这样拿出去对我并不好。并且告诉我：这是李时岳同志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我立刻从中抽去了六七篇同孙中山没有直接关系的文章，再从我和胡绳武同志合作而由我执笔的文章中选了四篇补上，文章的次序也重新编排了一下，第二次寄去。后来，黄彦同志再来电话，说这样比原来好多了。我深深感到：恐怕只有多年的老友，而且是有着他那种性格的人，才会这样毫不客气地将意见直言相告。但决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给我的直接帮助了。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来源：《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