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19日，东京涩谷。清晨的冷风裹着初春的寒意，吹过圆山町狭窄的街道。
这里是东京最有名的红灯区之一。白天看起来跟普通的旧城区没什么两样，木质的老公寓鳞次栉比，电线像蜘蛛网一样在头顶纵横交错。可一到晚上，这里就变成了另一个世界。霓虹灯次第亮起，穿着短裙的女人站在街角，空气中弥漫着廉价香水、烟味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气息。
公寓管理员佑亮在这条街上干了十几年，什么场面都见过。但这一天早上，他遇到的事情，让他这辈子都忘不掉。
他像往常一样拿着一把长柄扫帚，从一楼开始清扫走廊。走到二楼的时候，他注意到一间公寓的窗户大敞着。
佑亮皱了皱眉。圆山町这地方鱼龙混杂，治安不好是出了名的。住在这里的人，不管白天多大大咧咧，晚上睡觉前都会把门窗锁得严严实实。开着窗户过夜，这不是招贼吗？
他走到窗前，探头往里看了一眼。
屋里光线很暗，窗帘半拉着，只有一线天光照进来，落在床上。床上躺着一个人，一个女人，衣不蔽体，姿势怪异。她的头歪向一边，一条腿伸在被子外面，另一条腿蜷着，整个人像是一尊被人随意摆放的雕塑。
“喂——”佑亮喊了一声，“你窗户开了，麻烦关一下。”
没人应。
他又喊了一声，声音大了一些。女人还是一动不动。
佑亮心里“咯噔”一下。他在圆山町干了这么多年，见过醉得不省人事的女人，见过嗑药后昏睡过去的女人，但没见过喊都喊不醒的女人。
他绕到公寓门口，伸手一推，门没锁。
房间里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气味，混着香水、汗液和另一种更浓烈的东西。佑亮走到床边，低头一看，他的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紧了。
女人的眼睛睁得很大，瞳孔散开了，眼球上蒙着一层灰白色的薄膜。她的脖子上有一道深紫色的勒痕，像一条蛇紧紧缠在她苍白的皮肤上。她的嘴唇发紫，脸上有干涸的泪痕，手指微微蜷曲着，指甲缝里嵌着暗红色的东西。
佑亮伸出手，颤抖着探了探她的鼻息。
什么都没有。
他像被烫了一样缩回手，踉跄着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在墙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掏出手机，拨了110。
涩谷警方很快赶到。刑侦人员封锁了现场，开始勘查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单人公寓。
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床边是一个窄小的卫生间，除此之外几乎再没有别的空间。屋里的情况很糟糕——被子揉成一团，枕头掉在地上，床头柜歪歪斜斜地倒着，上面的东西散了一地。墙上有一道道抓痕，指甲划的，指缝里还嵌着墙皮。
“有过激烈的挣扎。”带队的老刑警蹲下来，用镊子夹起地上的一根毛发，放进证物袋。
技术员在床上发现了几样东西。
一个女式钱包，被利器划开了一道口子，里面的零钱散落在床上。大额钞票不见了，只剩下几枚硬币和一张皱巴巴的收据。
28个避孕套，散落在尸体旁边，有开封的，有没开封的。卫生间垃圾桶里还有一个用过的，打了结，扔在最上面。
床单上有几处可疑的污渍，技术员用紫外线灯照了照，暗紫色的斑块在灯下幽幽发亮。还有一些体毛，明显不属于同一个人。
床头放着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技术员翻开一看，瞳孔猛地一缩。
那是一本账本。
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时间和数字。从内容来看，像是某种交易记录——“3月15日，晚9时，15000”“3月16日，晚10时，20000”“3月17日，晚8时，12000”。后面还备注了一些简短的文字，有些能看懂，有些看不懂。
技术员合上笔记本，和现场的其他物证一起装进了证物袋。
法医很快到了。他蹲在床边，仔细检查了死者的颈部、面部和四肢。然后站起身，对旁边的刑警说了几句话。刑警的脸色变了，拿起手机拨通了警署的电话。
死者被送往东京都监察医务院进行尸检。结果很快出来。
死者，女性，39岁。死因是机械性窒息——被人用绳索或类似物勒颈致死。死亡时间大约在3月18日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
死者体内检测出两名男性的DNA。结合现场发现的体毛和床单上的污渍，可以确定死者在死亡前曾与至少两名男性发生过性行为。而且从痕迹来看，不是自愿的。
警方立刻调取了圆山町周边的监控。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圆山町几乎没有监控。
没有监控的原因说起来也简单。这里是东京最著名的花街之一，提供各种服务的女性多如牛毛，来消费的客人来自各行各业，从底层劳工到政商名流，什么人都有。为了保护客人的隐私，整个地区都刻意回避安装监控设备。
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现场的证据虽然不少，但缺乏指向性。要想在圆山町这种人流密集、人员复杂的地方找到凶手，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警方决定换个思路——从死者入手。
技术员在死者的单肩包里翻出了一张工作证。当看清工作证上的内容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工作证上印着几个字：东京电力株式会社。
照片上的人就是死者，穿着一身得体的职业套装，头发盘得整整齐齐，嘴角挂着一丝职业性的微笑。与躺在床上的那个浑身赤裸、面目狰狞的女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
工作证上写着她的名字：渡边泰子。职务：东京电力总公司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
东京电力公司，日本九大电力公司之首，总市值超过14万亿日元，是日本乃至全世界最顶尖的企业之一。渡边泰子作为规划部经济研究处副处长，已经进入了公司的高层管理序列，年薪高达13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85万元，是普通日本上班族的三倍还多。
这样一个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女人，为什么会出现在圆山町的红灯区？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死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
警方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对渡边泰子人生的深入调查。
渡边泰子，1958年出生于东京一个精英家庭。父亲是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东京电力公司，一路做到了中层管理。母亲也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毕业生，知书达礼，温婉贤淑。
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渡边泰子从小就被寄予厚望。父母对她的教育投入了几乎全部的精力——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补习班、最好的家教。而她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轻轻松松就考入了日本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庆应大学。
1980年，渡边泰子从庆应大学经济系毕业，进入东京电力公司工作，和父亲成了同事。
进入公司之后，渡边泰子表现出了惊人的工作热情。她每天早上第一个到办公室，每天晚上最后一个离开，加班加到废寝忘食是家常便饭。她的工作能力极强，交给她的任务总能以超出预期的质量完成。公司高层对她极为赏识，破格提拔的速度快得让所有同事都瞠目结舌。
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东京电力公司历史上第一位进入管理层级的女性员工。
从世俗的角度来看，渡边泰子的人生无疑是成功的。她有令人羡慕的家庭背景，有金光闪闪的学历，有高薪体面的工作，有不菲的收入。她完全可以过上优渥的生活，享受别人一辈子都求之不得的东西。
但成功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
渡边泰子的同事们对她的评价，与公司高层截然相反。
“她工作能力确实强，这一点我们谁都承认。”一个曾经和她共事过的女员工在接受警方询问时说，“但是她的性格……怎么说呢，太难相处了。她从来不会跟同事闲聊，从来不参加公司的聚餐，对谁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你要是工作出了差错，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骂你，一点都不留情面。连对领导都是那样，有一次会议上她直接反驳了部长的意见，把部长气得脸都绿了。”
另一个同事说得更直接：“她在公司里没有朋友。一个都没有。”
渡边泰子的孤僻不仅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她的同事们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她似乎有严重的洁癖。一天要洗几十次手，每次洗手都要用洗手液反复搓洗好几分钟，手背上的皮肤都被搓得发红脱皮了也不停。她不允许任何人碰她的办公桌，连从她桌边走过都不行。
她还经常一个人自言自语。坐在办公桌前，对着电脑屏幕，嘴唇不停地动着，声音很小，谁也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有时候说着说着会突然笑起来，那种笑让人心里发毛。
到了1991年，渡边泰子的精神状态明显恶化了。她开始出现自残行为——用美工刀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道血痕。有一次，一个同事无意中看到了她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痕，吓得尖叫起来。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她。
渡边泰子显然感受到了同事们对她的态度。有几次，有人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无声地流泪。但没有人走过去安慰她，也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
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她患上了严重的厌食症。身高167厘米的她，体重一度降到了只有40公斤，瘦得像一把柴火。她开始大把大把地吃维生素，把维生素当饭一样往嘴里塞，试图用这种方式维持身体的基本机能。
终于有一天，她在办公室里晕倒了。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医生说她严重营养不良，身体的多个器官都出现了功能衰退。她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才勉强恢复了健康。
1992年，渡边泰子出院后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同事们发现，她像是变了一个人。
她对工作的热情消失了。以前那个加班到深夜的工作狂，现在每天准时下班，一分钟都不多待。即使手头的工作没有完成，她也会收拾东西走人，第二天早上再来继续做。这种转变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但也仅仅只是困惑而已，没有人去追问原因。
唯一没有变的是她的孤僻。她依然不和任何人交流，依然独来独往，依然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她不再显得痛苦了。她甚至偶尔会露出一丝微笑，那种微笑看起来不是对别人的，而是对她自己的。
没有人知道她在笑什么。
渡边泰子的母亲对警方的到来表现得异常平静。她没有哭，没有追问女儿是怎么死的，甚至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她只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用一种近乎漠然的语气说了一句让警方感到意外的话。
“我早就知道她做那一行了。”
警方愣住了。一个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在红灯区做风俗女，却不阻止？
老太太似乎看出了警方的疑惑，轻轻摇了摇头：“也许，只有那样做，她才会觉得快乐吧。”
她站起来，走进女儿的房间，从书架最里面抽出一本黑色封面的日记本，递给警方。
“你们看看这个，就明白了。”
警方翻开日记本。前面的内容大多是日常生活的记录，工作上的事情、身体上的不适、一些零碎的想法。但从某一页开始，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今天第一次去了圆山町。那里的女人都很年轻，我可能是最老的一个吧。没有人点我，站在那里一整晚，像个傻子。”
“有人告诉我，穿职业装不行，要穿得暴露一点。我试了，果然有人来了。两千日元，我只要两千日元。别人要两万，我只要两千。”
“今天接了三个客人。一个上班族，一个工人，一个外国人。他们都说我长得漂亮，问我为什么做这个。我说我喜欢。他们笑了，我也笑了。我确实喜欢。”
“加油，每天至少接四个客人。”
最后一页，是3月18日的记录。
上面列了几个名字和数字。最后一个名字是——麦纳利。
警方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麦纳利，尼泊尔人，常年混迹于涩谷地区。根据圆山町周边居民的描述，此人性格暴躁，经常酗酒闹事，是当地出了名的“定时炸弹”。他的签证早在1997年1月就过期了，属于非法滞留，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经济状况很不稳定。
一个非法滞留的外国人，经济拮据，有暴力倾向，恰好出现在受害人的交易记录里——这些线索叠加在一起，指向性已经非常明显了。
警方迅速锁定了麦纳利的行踪。抓捕行动在一家小餐馆里进行，麦纳利当时正在吃咖喱饭，看到警察冲进来，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逃跑，而是把最后一口饭塞进嘴里，然后举起双手，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
审讯室里，麦纳利表现得极为镇定。当警方拿出渡边泰子的照片问他是否认识时，他看都没看就摇了摇头：“不认识，没见过。”
警方没有跟他废话，直接提取了他的DNA样本。
检测结果很快出来了——麦纳利的DNA与现场发现的其中一组体毛、以及死者体内提取到的其中一份精液完全吻合。
面对这个结果，麦纳利依然拒不认罪。他声称自己和渡边泰子确实有过几次交易，但最后一次交易是在3月初，3月18日那天他根本没有见过她。至于为什么他的DNA会出现在案发现场，他表示“不知道”“可能是以前留下的”。
警方又调查了麦纳利在3月份的经济状况。他的室友向警方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3月9日，麦纳利突然还清了一笔10万日元的欠款。
“他欠我10万日元，3月5日我催他还钱，他说手头紧，还差3万。到了3月9日，他突然把10万日元全还给我了。”室友说，“我很奇怪，因为他一直很穷，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我问他钱从哪里来的，他说‘你不用管’。”
渡边泰子的交易记录显示，3月18日当天，她至少接待了四名客人，收入大约在4万到5万日元之间。而这笔钱，在案发后不见了。
一个穷困潦倒的非法滞留者，突然有了一笔来路不明的钱，而一个刚刚接待了客人的女人，她身上的钱恰好不见了。这两件事之间是否有联系，答案不言自明。
但麦纳利始终坚持他的说法——钱是借的，他没有杀人。
1998年6月1日，渡边泰子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检方提交了DNA证据、经济状况证据、目击者证词等多项证据，试图证明麦纳利就是杀害渡边泰子的凶手。但辩方律师抓住了一个关键漏洞——案发现场存在第三人。
现场的体毛和死者体内的精液都表明，除了麦纳利之外，还有另一个身份不明的男性与渡边泰子发生过关系。这个人是谁？他是否也与渡边泰子的死亡有关？检方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麦纳利动手杀人的情况下，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麦纳利无罪。
这个判决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争议。舆论普遍认为麦纳利就是凶手，但因为证据不足就让他逍遥法外，这是对受害者的不公。检方不服判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
1999年2月，东京高等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推翻了一审的无罪判决，改判麦纳利无期徒刑。
二审判决的理由是：虽然缺乏直接证据，但综合各项间接证据，足以认定麦纳利就是凶手。DNA证据、经济状况证据、麦纳利的虚假陈述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麦纳利当然不服。他在狱中不断上诉，坚持自己无罪。2003年10月，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判决。
故事到这里，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
2005年3月，在日本国民救援会的帮助下，麦纳利向最高法院递交了再审请求。这一次，他的辩护律师打出了一张新的牌——DNA证据的可靠性问题。
辩护律师指出，检方提交的DNA证据只能证明麦纳利与渡边泰子发生过性关系，不能证明他就是杀人凶手。现场存在第三人的事实始终无法排除，不能因为找不到第三人，就把罪名扣在麦纳利头上。
这一次，最高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意见。
再审判决书这样写道：“在存在第三人参与犯罪可能性的情况下，仅凭间接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对被告有利的判决。”
麦纳利被当庭释放。
走出法院的时候，他对着记者的镜头露出了笑容。他的辩护律师随即向日本政府提出国家赔偿申请。最终，麦纳利获得了6800万日元的赔偿金，随后被遣返回尼泊尔。
至于那个神秘的第三人是谁，他和渡边泰子的死到底有没有关系，日本警方至今没有给出答案。
麦纳利离开日本的那天，东京下着小雨。他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只是一个运气不好的尼泊尔人。”
运气的确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麦纳利的运气不好，因为他恰好在那天晚上去了渡边泰子的公寓，恰好留下了DNA，恰好有了一笔来路不明的钱。这些“恰好”叠加在一起，让他坐了八年牢。
渡边泰子的运气也不好。她出生在一个精英家庭，接受了最好的教育，获得了令人艳羡的工作，但她没有得到快乐。她穷尽一生去寻找快乐，最后在圆山町的红灯区找到了——或者说，她以为她找到了。
她的母亲说，也许只有那样做，她才会觉得快乐。
这个“也许”，是渡边泰子一生中最大的悲剧。
她死在39岁。她留下的那本日记，最后一页写着“加油，每天至少接四个客人”。她把卖淫当成了一份工作，一份需要加油、需要努力、需要认真对待的工作。这种认真让人感到心酸，也让人感到恐惧——一个人的内心要空洞到什么程度，才会把自我毁灭当成自我实现？
渡边泰子的案子至今未破。那个第三人是谁，他那天晚上做了什么，渡边泰子脖子上的勒痕是他的手笔还是麦纳利的，这些问题可能永远都不会有答案了。
东京的圆山町后来装了监控。不是因为渡边泰子的案子，而是因为2020年东京奥运会。政府说要“净化”涩谷的形象，于是在各个角落都装上了摄像头。那些曾经藏在阴影里的东西，被摄像头照得无处遁形。
但有些东西，摄像头是拍不到的。比如一个人为什么会走上那条路，比如快乐到底是什么，比如渡边泰子在生命最后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只有渡边泰子自己知道。
可是她不会说话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