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桂花，今年六十二了。老伴走了七年，儿子在深圳安了家，我一个人住在县城老房子里。每天对着电视发呆，阳台上的月季开了又谢。儿子总说：“妈，你来深圳吧。”可我知道，那高楼大厦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去年春天，社区老年大学开了书法班，我去了。第一节课，老师让自我介绍，轮到后排一个高个子老头时，他站起来说：“我叫陈建国，六十四岁，机械厂退休的。”我手里的毛笔“啪嗒”掉在了宣纸上。

陈建国。这名字我记了四十四年。

一九七七年，我们在县纺织厂和机械厂的联谊舞会上认识。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请我跳了一支《东方红》。后来他每周都骑自行车到纺织厂门口等我下班，车把上总挂着一网兜苹果。我母亲那时说：“机械厂的小伙子实在，好。”可就在要说开的时候，他母亲托人传话，说算命的讲我八字克夫。那年月，这话太重了。他来找过我一次，站在我家院墙外，我从窗户缝里看见他，没敢出去。

再后来，我嫁了别人，听说他也成了家。四十四年，县城不大，我们却再没见过。

下课后，他走过来，手里拿着我那支掉地上的毛笔。“桂花，”他叫出我名字，“笔头摔坏了，我赔你一支新的。”我说不用，他说要的。第二天上课，他真带了支新毛笔，笔杆上刻着一行小字：青山常在。是我年轻时最喜欢说的话。

一来二去，我们开始一起下课回家。他家在城东，我在城西，他说顺路。后来我才知道，他每天要多绕四里地。三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我们走到我家楼下，他突然说：“桂花，咱们搭伙过日子吧。”

我愣住了。他说得特别实在：“我老伴走了五年，儿子在国外。一个月退休金加技术返聘，一万三。钱都给你管，我不抽烟不喝酒，就想有个说话的人。你要是怕，咱们不领证，就搭个伴。”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那晚我在床上翻到半夜，想起年轻时他在雪地里等我的样子，想起这四十四年里，我其实见过他一次——在菜市场，他牵着一个女人的手，我赶紧躲到菜摊后面去了。

又过了半个月，我重感冒，躺在床上起不来。儿子打电话叫了社区医生，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迷迷糊糊的，有人敲门，是陈建国。他不知道从哪儿听说我病了，拎着一保温桶鸡汤，还有退烧药。他给我熬粥，换额头上的毛巾，坐在床边说：“桂花，让我照顾你吧。”

我哭了。丈夫去世后，我很久没在人前哭过了。

搬到他家是去年中秋节。他家很干净，三室一厅，主卧墙上挂着他和已故妻子的结婚照。他看见我看照片，第二天就把照片收起来了。我说不必，他说：“现在这个家，你是女主人。”

他真的把工资卡给了我，还有一张存折，密码是我生日。“你怎么知道？”我问。他搓着手笑：“你生日是九月十八，我记了四十四年。”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他每天六点起床打太极拳，我七点起来熬粥。上午他去老年大学教机械制图——退休后返聘的，我去菜市场。中午我们面对面吃饭，他说厂里的事，我说老年大学的趣闻。下午他喜欢钓鱼，我喜欢绣花。晚上一起看电视，他看新闻，我看电视剧，常常为抢遥控器拌两句嘴。

有次我儿子从深圳打来视频，看见我们在吃饭，问：“妈，这是陈叔叔吧？”陈建国凑过来，很认真地对我儿子说：“你放心，我对你妈好。”挂了视频，他说：“桂花，等你儿子同意了，咱们去把证领了。”我没说话，心里是暖的。

转折发生在上个月。那天我收拾书房，在书架顶层发现一个铁盒子。打开一看，是些旧照片和信件。最上面是一本日记，他妻子的日记。我本不该看，可手不听使唤。日记最后一页写着：

“2019年3月12日，确诊肺癌晚期。建国今天哭了，说治，倾家荡产也治。我偷偷问医生，最多半年。不想拖累他，他这辈子太苦了。年轻时候喜欢的姑娘没娶成，娶了我这个病秧子。要是能重来，希望他能和那个姑娘在一起……”

我捧着日记本，在书房地上坐了很久。

第二天，陈建国钓鱼回来，手里提着两条大鲤鱼。“今天运气好！”他笑得像个孩子。吃饭时，他突然说：“桂花，下个月你生日，咱们去拍个婚纱照吧。年轻时没拍过，补上。”

我扒着饭，嗯了一声。

那晚我失眠了。想起他妻子日记里的“病秧子”三个字，想起这半年来，陈建国从没提过他妻子生病的事。可我记得，有次他发烧说胡话，喊着“小芳别怕”——小芳是他妻子的名字。还有一次，他在阳台抽烟——他声称戒烟二十年了——被我撞见，他说“就一根”。

有些事，不想不觉得，一想全是痕迹。

上周三，他儿子从加拿大打来电话。我正好在旁边，听见他儿子在电话里大声说：“爸，你别又犯糊涂！妈走了你难过我们知道，可也不能随便找个人……”陈建国看了我一眼，拿着手机去阳台了。

那天晚上，他对我说：“儿子下个月回国，到时候一起吃饭。他说话直，心是好的。”我点点头，什么也没问。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上周日。我在浴室洗澡，听见他手机响。出来时，他正在阳台小声通话：“……我知道，可桂花不一样，她是我这辈子第一个喜欢的人……钱的事你别管，我有数……”

等他挂了电话，我问是谁。他眼神闪躲：“就……以前厂里老同事，问我点技术问题。”

那天下午，我在他手机里找到了通话记录——是他儿子。又鬼使神差地查了银行短信提醒——他给我的那张工资卡，这半年他陆续转出了八万多，都转到一个加拿大账户。

我没当场问。活了六十二年，我知道有些事问出口，就再也回不去了。

这周他开始收拾客房，说儿子要回来住几天。昨天晚饭时，他说：“桂花，要不等儿子回来，你就说是我请的保姆。他思想工作，我慢慢做。”

我笑了：“行啊。”

今天早晨，他说老伙计约他去水库钓鱼，可能晚点回来。出门前，他把这个月工资转进卡里，说：“天冷了，你去买件羽绒服，要好的。”

我看着他出门，背影有些驼了。六十四岁的人，头发白了一大半。

然后我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他给我的工资卡、存折，我放在客厅茶几上，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建国：我回老家了。这半年谢谢你。钱没动，都在卡里。你多保重。桂花”

下午四点，我拉着箱子去了汽车站。买票的时候，售票员问：“阿姨，去哪？”

我想了想：“有票的，随便哪都行。”

最后买了去邻县的车票，我堂姐在那儿。上车前，我给儿子发了条微信：“妈出来散散心，过阵子去深圳看你。”

车开的时候，下起了小雨。我想起四十四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他骑着自行车到纺织厂门口，从怀里掏出一个铝饭盒，里面是还热着的烤红薯。那时他说：“桂花，这辈子我认定你了。”

可这辈子啊，太长了。长到我们各自走完了大半生，才在白发苍苍时又遇到。可有些东西，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像他藏在心里的对亡妻的愧疚，就像那些转去国外的钱，就像他儿子电话里那句“随便找个人”。

我不是随便的人。六十二岁了，我更不想当任何人的“将就”。

车窗外，雨越下越大。我摸出手机，把他的号码拉黑了。这个动作做完，心像被掏空了一块，但也轻松了。

半生蹉跎，各生欢喜。这样就好。

真的，这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