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消息终究还是泄了出来。聂荣臻与贺龙得知“老罗气色不错”，当晚在西华厅碰头，决定给这位老战友找点儿乐子。“办公室里闷坏了，先把他拐出来透口风。”聂荣臻放下茶杯说。贺龙哈哈一笑，拍着桌子附和：“钓鱼！既动脑又不累，正合适。”就这样，一场看似寻常的邀约，成为三位元帅春日里最轻松的一次聚首。
阳历三月初，雾气在龙潭湖水面漂浮，像极了战时烟幕，只是不再掩护冲锋，而是给柳枝添了几分仙气。上午八点，载着三人的吉普车停在北门外。贺龙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搬出一包细碎米糠，自信地说：“这可是我从贵州带来的秘方饵料，灵。”罗荣桓被逗乐，笑着回应：“只要不上战场，什么秘方都听你调遣。”满车的欢声，驱散了早春的寒意。
说到杆线，聂荣臻讲究，一节一节检查结实程度，又让罗荣桓戴上手套，生怕线割破皮肤。罗荣桓静静听讲，偶尔插句玩笑：“当年咱们拼刺刀，都没你这么认真。”一句话惹得两位老兄弟哈哈大笑。短短几十米的路，一行人愣是走了十多分钟，边聊边停，好像每一步都踩在回忆里。
九点过后，浮标在水面排开。湖面很静，只有偶尔的麻雀声，仿佛拿着节拍器控制时间。半个小时过去，贺龙那边的浮标纹丝不动，聂荣臻却镇定得很，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不料第一根被拉动的，偏偏是罗荣桓的。浮标猛地沉下，竿梢随即弯成弧线。罗荣桓握杆的手瞬间紧绷，本能地向后一拽。剧烈的反冲带着他一个趔趄，鞋底差点踏进水里。
“老罗莫慌！”贺龙条件反射般大喊，脚下沙石飞扬，两步就扑到罗荣桓身侧。声音不高，却极有穿透力。聂荣臻也抬手按住罗荣桓肩膀，同时低声提醒：“放线！别死拽！”短短几秒，三位开国元帅形成了一个小小合围，动作默契得像旧日协同作战。罗荣桓缓过劲，渐渐稳了节奏：收一尺，放半尺，耐心跟鱼周旋。
十分钟后，水面破开白花，一条鲤鱼被拉出。通体金黄，腹部鼓胀。称重一看，足足十七斤。贺龙咂舌：“你不是行家，却捡了最大的一条。”罗荣桓大笑，周围游人闻声侧目，却没人认出这几位“垂钓老者”竟是赫赫元帅。
午后阳光暖了，几位钓友都小有收获，小鱼放回，大鱼归桶。聂荣臻提议收竿回城，罗荣桓却有了别的念头，“咱们钓走这么多，公园会吃亏吗？”他把玩着鱼线，小声问。贺龙摆手：“不用担心，咱们每季度都交费，刚才进门我又补了十块钱。”聂荣臻补充：“小鱼全部放生，生态不会乱。”听到这儿，罗荣桓才真正放下心。对湖水、对制度，他始终恪守那份军人般的责任感。
返程路上，车窗外是快速倒退的杨柳。罗荣桓摸着桶里的大鲤鱼，忽然想起一句打趣，“十七斤的家伙，给孩子们留着过节吧。”贺龙立刻接口：“先让林月琴批示，看咱们能分到几口汤。”一句玩笑，让车厢里又是一阵爽朗笑声。
这一年夏天，罗荣桓的身体确实恢复得更好。他仍按医生叮嘱控制工作量，但偶尔出门走走，再聚一次钓鱼局的心思，也悄悄滋长。后来提到那次意外，他常说：“要不是贺龙喊了一声，我恐怕真要成‘落水大元帅’。”这话每次说出口，聂荣臻总会摆摆手，“少来，咱们早就习惯在关键时刻顶住。”三人之间无需客套，只有历尽生死后的默契。
龙潭湖还在，北京的春天年年如约而至。那只被放生的小鲫鱼或许早已长成新的“湖霸”，没人再去追踪它的行踪。不过1956年那天湖畔响起的“老罗莫慌”，却在许多老参谋的记忆里停驻，很长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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