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的“小圈子”主导下，美伊和谈的可能性依然不大｜IPP编译|伯恩斯|副总统|唐纳·川普|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美伊和谈|美国情报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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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4月11日，美国与伊朗的谈判代表团均已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双方准备进行谈判。美方代表团成员包括副总统万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总统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

据多家外媒报道，此前围绕停火的外交铺垫主要由威特科夫与库什纳二人推动，但鉴于美国与以色列此前曾在主导谈判期间两次发动突袭，这两人在伊朗高层中完全不受信任。另据《华盛顿邮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围绕伊朗战事，特朗普的核心信任圈十分狭小，其身后缺乏一支专业团队对谈判细节问题提供支撑。

4月11日，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美伊和谈进展曲折，实际折射出美国外交存在的结构性缺陷：鲜少与伊朗这类“对手国家”开展真正的实质性外交，同时又缺乏专业能力和制度支持，使外交决策者倾向于依赖个人直觉。在此之上，特朗普还派出了库什纳和威特科夫——两位房地产出身、毫无外交经验、伊朗根本不信任的谈判人，可能让本就艰难的美伊对话雪上加霜。

艾玛·阿什福德（Emma Ashford）

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项目高级研究员，同时兼任乔治城大学助理兼职教授。

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右二）和陆军参谋长赛义德·阿西姆·穆尼尔（左二）陪同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齐（中左）及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盖尔·加利巴夫（中右），抵达位于伊斯兰堡附近拉瓦尔品第的努尔汗空军基地。图源：法新社

随着周二夜间在最后关头宣布与伊朗达成一项为期两周的停火安排，美国最臭名昭著的“外交二人组”又准备在即将到来的巴基斯坦举行的谈判中再度走到台前。

贾里德·库什纳（Jared Corey Kushner）和史蒂夫·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一直是本届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关键人物，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斡旋和调解”来解决全球悬而未决冲突的执行者。但在实际操作中，此二人几乎没有成功过。虽然这一点往往被归因于他们在外交方面经验相对不足，但事实不仅如此。

的确，美国总统的女婿和密友都出身房地产投资领域，相比处理核扩散、战争与和平这类复杂问题，他们显然更适合操盘商业并购。

然而，库什纳和威特科夫——乃至我们常说的更广义上的“特朗普式外交”——都只是美国外交窘境的冰山一角。只要决策者仍无法弄清如何把灵活思维与专业能力结合起来，美国就很可能继续陷于外交困局之中。

首先，外交与创造和平是好事。事实上，正如特朗普去年在多次推文和演讲中提醒人们的那样，《圣经》告诉美国人，缔造和平者应当受到格外推崇。寻求和平的道义责任也经常被不同宗教的领袖所强调。最近的一例，便是这位出人意料地来自美国的新任教皇，他在圣周期间的多次布道中都强调了和平的必要性。

伊斯兰堡一块宣布本周末美伊会谈的告示牌。图源：Getty Images

但在现实中，华盛顿的政治和媒体环境中常常弥漫着一种对外交的怀疑情绪。这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比如，罗纳德·里根当年就曾因开启与苏联的军控谈判，而受到保守派阵营内部的猛烈批评。

不过，无论外交被描绘成什么样子，它往往都具有明确的战略价值。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诸多重大成就，并不是单靠赤裸裸的武力取得的，而是通过艰难外交协议的谈判达成的——无论是与苏联推进军备控制、亨利·基辛格推动对华接触，还是二战后联合国的建立，皆是如此。在其最理想的状态下，外交提供了一种减少不必要军备竞赛、降低冲突风险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政府选择“缔造和平”，并愿意与伊朗、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对手或竞争者展开对话，无疑是一件好事。

但现在已经很明显，无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多么执着地想贯彻总统的指令、在全球多个久拖不决的冲突中促成和平，他们都并不适合承担这项工作。

两人都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外交经验，而外交在很多方面都与房地产和商业并购的世界截然不同。更糟的是，两人似乎都存在可能妨碍其代表美国利益行事的金钱和个人牵连，从海湾国家的投资交易，到他们在以色列的私人和商业关系，莫不如此。

由贾里德·库什纳运营、并由中东多国政府背景基金出资的投资公司Affinity Partners，其资产去年增长了近30%。图源：彭博社

两人同样显得不适合处理复杂的外交议题。尤其是威特科夫，外界普遍都对他的专业知识持不信任的态度。特朗普团队有一点说得并没有错：华盛顿的“专家精英”往往更擅长告诉人们什么做不成，而不是努力去争取更好的结果。如果缺乏必要的背景知识，就注定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对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而言，最重要问题倒不在于他们对正在谈判的外交议题缺乏专业积累。而是他们不愿建立一支能够为自己提供建议与支持的团队。

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在白宫听取特朗普举行新闻发布会时的讲话。图源：路透社

类似的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有关乌克兰的谈判。相关谈判如今陷入所谓“领土交换”等问题的泥潭，而这些议题未必真正反映冲突任何一方的意愿或需要。

这种对领土问题的执念，与其说是出于对冲突本身关注，不如说更像是谈判人房地产背景的映射。

但要修复美国外交，绝不只是用比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更合适的人选替换他们这么简单。近年来，外交在历届总统政府中愈发不受重视。甚至在特朗普“掏空”国务院及相关机构之前，这些机构投入在外交上的时间——尤其直接与中国、俄罗斯、伊朗这类同美国存在重大分歧甚至敌对关系的国家展开实质性沟通、讨价还价、危机管控和达成协议的时间——本就少于它们花在程序流程、与盟友同行打交道以及公共关系上的精力。

以拜登政府为例，其主要外交成果，是协调一批北约与非北约盟友，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作为当时美国事实上的首席外交官，却很少与那些同美国关系紧张国家的对口官员通话或会面。

即便高层官员之间确实举行了这类会晤，谈判也往往收效甚微。比如，2021年3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阿拉斯加与中方对口官员举行会谈时，最后就演变成了一场唇枪舌战。拜登政府真正需要同美国的对手进行高风险对话时，派出的不是布林肯，而是中情局局长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由其私下展开这类接触。

2021年8月阿富汗局势失控后，伯恩斯秘密赴喀布尔与塔利班领导人巴拉达尔会面。当时喀布尔刚被塔利班控制。这是塔利班接管喀布尔后，拜登政府与其最高层级的一次面对面接触。图源：DAWN

而那些持续推进中的外交进程——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重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努力——也因高度官僚化的跨部门协调程序，以及一种政治顾虑而举步维艰：即认为若要让谈判继续推进，还需要伊朗作出更多让步。

因此，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

一是库什纳和威特科夫那种过度个人化、又缺乏充分认知支撑的外交方式——这表明美国需要更强的专业能力和制度支持；

二是美国过度聚焦程序、同盟管理以及“安全型”谈判，而忽视了与对手国家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外交。

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的解决路径却指向相反方向。未来数年，政策制定者如何既能重建美国外交的人才储备，又能保留开展创新性谈判所必需的灵活性，以及摆脱官僚程序束缚的空间与自由？

眼下，美国当务之急仍是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对伊战争。美伊谈判代表即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利害攸关。持续六周的战事已经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且持续的冲击，令亚洲部分地区出现燃料短缺，也给整个海湾地区带来严重破坏。

重新开战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然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能够与伊朗达成一项各方都可接受协议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事实上，这已是不到一年时间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第二次在美伊冲突升级、战火已起之际，出面同伊朗方面接触和谈判。也正因如此，德黑兰方面很难把他们视为可信的谈判者，更难相信他们是诚实可靠的对话对象。

因此，政府决定派出副总统J.D. 万斯，是一个相对正确的选择。万斯一直在幕后同伊朗方面保持接触，而且自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态度低调，但始终对这场战争持保留甚至反对立场。他在外交上仍然缺乏经验，恐怕也很难与高度不信任美国的德黑兰迅速找到共同立场。但相比之下，他至少不太可能对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味放手，也更有可能在专业支持下参与真正意义上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