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红姐，今年五十三了。

说句不谦虚的话，我长得还算可以。年轻时候是厂里的一枝花，现在老了老了，底子还在那儿。皮肤白，五官端正，身材也没怎么走样——该有的地方有，该收的地方收，用我老顾客的话说，“红姐你这个年纪，这身段，出去说是四十出头都有人信”。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就笑笑，嘴上说“别逗我了”，心里头其实挺受用的。谁不爱听好听话呢？何况我都这把年纪了。

我的酒吧开在城南工业园旁边，位置说偏不偏，说旺不旺。工业园里头大大小小几十家厂子，光工人就有好几千。这些人下了班，总得有个地方坐坐，喝两杯，放松放松。我的酒吧就是干这个的。

店面不大，拢共也就七八张桌子，加一个吧台。装修也不豪华，就是简简单单的，灯光调暗一点，放点音乐，让人进来就觉得放松。酒水也不贵，啤酒十五一瓶，调酒三十起，工人们消费得起。

我一个人看店，既是老板也是服务员，偶尔忙不过来的时候，隔壁五金店的老王会过来搭把手。老王五十出头，离异，人老实，对我有点意思，这个我后面再说。

开店三年了，生意一直还可以。不是那种火爆到排队的地步，但每天晚上都能坐个五六成，周末的时候基本满座。

来我这儿喝酒的，什么人都有。

最多的就是附近厂里的工人，男的女的都有，年轻人居多。他们下了班，换下工装，穿着自己的衣服过来。我见过他们穿工装的样子，灰扑扑的，戴个帽子，脸上都是汗。换了衣服之后，一个个精神多了，小伙子们还会喷点香水，姑娘们化个淡妆。

他们来我这儿，也不光是喝酒。有的为了聊天，有的为了唱歌——我店里有个小点歌台，投一块钱一首，音效一般般，但他们唱得高兴。有的就是为了坐坐，什么都不干，就那么坐着发呆。

我有时候看着他们，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

我二十岁进纺织厂，三班倒，累得要死。下了班最开心的事，就是跟小姐妹去厂门口的小馆子吃碗面，喝瓶汽水，然后叽叽喳喳聊到半夜。那时候穷，但开心。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纺织厂早就倒闭了，当年的小姐妹们也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我离婚也有十来年了。前头那个男人，不提也罢。不是什么坏人，就是没出息。一辈子窝窝囊囊的，挣的钱还没我多，在家还充大爷。我忍了十几年，忍到女儿上了大学，就跟他说，咱们散了吧。他哭了一场，骂了我一场，最后还是散了。

离婚以后，我一个人过了好几年。也想过再找一个，但挑来挑去，没一个合适的。不是我看不上人家，就是人家看不上我——嫌我年纪大，嫌我带个孩子，嫌我性格太强。后来我也就懒得找了，一个人过也挺好，起码清净。

开这个酒吧，算是我人生中最大胆的一个决定。

四十九岁那年，我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员，一个月三千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有天晚上下班，路过这个工业园，看见路边有个门面在招租。地方不大，房租也不贵，我站那儿看了半天，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想自己干。

我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点，凑了十几万块钱，把这个店盘了下来。

装修的时候，我亲自盯着，每一盏灯都是我自己挑的，每一张桌子都是我自己摆的。开业那天，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生怕没人来。结果到了晚上八点，陆陆续续来了几拨人，把店里坐了个半满。我站在吧台后面，看着那些人喝酒聊天，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眼泪差点掉下来。

三年了，这个店还活着。不光活着，还养着我和我女儿——她大学毕业了，在城里上班，偶尔会回来看看我。

说到女儿，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她随我，长得漂亮，脑子也好使，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会计，现在在一家不错的公司上班。每次她回来，我都会关店一天，陪她去逛街、吃饭、做头发。她挽着我的胳膊走在街上，路过的人都会多看一眼。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这个妈跟闺女站在一起，跟姐妹似的。

我嘴上不说，心里美得很。

可说实话，一个人撑着这个店，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每天早上十点就要起来，打扫卫生，擦杯子，整理酒柜，然后去菜市场买菜——我店里也做些简单的下酒菜，花生米、拍黄瓜、卤味什么的。下午开始备料，切水果，调酱汁，一直忙到五六点。然后客人就开始来了，陆陆续续到凌晨一两点。

等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我还要收拾桌子，洗杯子，拖地，关灯锁门。回到家——我在店后面租了个单间——往往已经快凌晨三点了。

累吗？累。

但比起以前在酒店端盘子，这种累我愿意受。因为这是自己的店，每一分钱都是给自己挣的。

我这个年纪，身体其实已经不如从前了。

前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绝经了。说来就来，也没个征兆。刚开始几个月没来，我还以为是压力大，后来去医院一查，医生说，正常的，这个年纪了，该绝了。

说实话，刚知道的时候，我心里头咯噔了一下。

不是说我多想要孩子——我已经有女儿了，也够了。而是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身体在告诉你：你老了，你不再是女人了，你那个功能没了。

这种话我跟谁都没说过。说出去多丢人啊，五十二岁的人了，还矫情这个。

可心里头就是不舒服。

绝经以后，身体确实有变化。有时候会突然发热，大冬天的，脸一下子烧起来，汗珠顺着脖子往下淌。睡眠也不好了，以前倒头就睡，现在翻来覆去，半夜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脾气也变得有点躁。以前客人喝多了闹事，我能耐着性子哄；现在不一样了，遇上那种不长眼的，我直接怼回去。上个月有个中年男的，喝了几杯马尿就开始动手动脚，把手搭我肩膀上。我一把把他手拍掉，当着他朋友的面说：“你再碰我一下，这杯酒我泼你脸上。”

他朋友在旁边笑，他脸上挂不住，骂骂咧咧地走了。

事后老王跟我说，你脾气咋这么大，忍一忍不就过去了？我说我忍了一辈子了，不想忍了。

老王就是隔壁五金店的老板，五十一，离异，有个儿子在外地。

他这个人吧，老实，本分，话不多，但心细。知道我一个人忙不过来，每天傍晚都会过来帮我搬啤酒箱子。有时候看我还没吃饭，就去隔壁面馆给我端碗面来。下雨天会把我的电瓶车推到棚子里，免得淋着。

他对我的心思，瞎子都看得出来。

说实话，老王长得一般，个头不高，还有点秃顶。但人实在，过日子应该是个好手。我有时候也想，要不就跟他凑合着过算了？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起码晚上有个说话的人。

可我又犹豫。

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一个人想几点开门几点开门，想几点关门几点关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是身边多个人，就得顾及他的感受，就得商量着来。我这个年纪了，还折腾得起吗？

再说了，我现在这个店，生意还不错，够我吃够我花，不需要靠男人。我长得也不差，身材也保持得好，走在大街上还是有回头率的。我不想因为“怕一个人”，就随随便便把自己打发了。

所以老王的事，我就一直拖着。他暗示过几次，我都装糊涂。他不捅破，我也不说破。就这么处着，像朋友，又比朋友多一点，像恋人，又比恋人少一点。

有时候晚上打烊了，我一个人坐在吧台后面，倒杯酒慢慢喝。

灯光调到最暗，音乐放得很轻，整个店里就我一个人。我看看那些空椅子，想想刚才坐在这里的那些人，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烦恼，他们的酒话。

有个在电子厂上班的小姑娘，才十九岁，每个月发了工资就来我这儿喝一杯，喝完就哭，说想家，说不想干了。我就陪她坐坐，给她递纸巾，听她说。

有个开货车的大哥，四十多了，每次路过工业园都会拐进来喝一瓶啤酒，喝完就走，从不多喝。他说他老婆在家等他，他不能喝多了回去。我就觉得，这男人挺好。

还有一对小情侣，估计是附近厂里的工人，每个周末都来。男生会给女生点一杯果汁，自己喝啤酒，两个人坐在角落里，头挨着头说悄悄话。我看着他们，就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心里头又甜又酸。

我有时候会想，我这个酒吧，到底算什么？

论档次，它不高；论酒水，它不精；论装修，它不洋气。可它就像一个小小的港湾，让这些在外面打工的人，有个地方歇歇脚，喘口气。

包括我自己。

三年前，如果没有开这个店，我现在可能还在哪个酒店里端盘子，一个月挣三千块，看人脸色。或者更惨，回老家种地，跟那些老太太一样，穿着灰扑扑的衣服，坐在村口晒太阳。

我不想过那种日子。

五十三岁怎么了？绝经了怎么了？长得漂亮身材好，那是我的本事，不是我的罪。我穿好看的衣裳，化点淡妆，把头发打理得利利索索的，站在吧台后面给客人调酒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活的。

我跟我女儿说过，妈这辈子，没靠过男人。你爸不行，我就一个人把你养大。现在老了，我也不靠谁，我自己能挣钱，自己过得舒坦，这就够了。

我女儿说，妈你太要强了。我说，不是我要强，是这个世界不给软弱的女人活路。

有时候深夜关了店，我会一个人走到路边，点根烟抽。

我不常抽，偶尔抽一根，特别是那种心里头说不清楚是什么滋味的时候。夜风吹过来，工业园里的机器还在响，嗡嗡嗡的，像这座城市的心跳。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个人站在那儿，又孤单又自在。

我在想，等我六十岁了，还会不会站在这里？

这个店，还能开多久？

老王还在不在隔壁？

女儿嫁人了，还会不会经常回来看我？

这些问题，没人能回答我。

但现在，我只知道一件事——明天晚上，我的酒吧还会开门。那些工人还会来，喝十五块钱一瓶的啤酒，唱一块钱一首的歌，说他们的心事，流他们的眼泪。

而我，五十三岁的红姐，会站在吧台后面，给他们调一杯酒，听他们讲故事。

这就是我的日子。

不富裕，不轻松，也不完美。但它是我的。

是我自己挣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