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日凌晨一点半，长沙火车南站的候车大厅里灯光昏黄。一个头发往后梳、脸部浮肿的老头扶着护栏，被两名广州民警护送着走向检票口。除去脚步声，现场几乎听不见杂音，偶有围观者窃窃私语：“那就是区伯？”
十天前，他还在长沙街头拍车牌。3月26日晚近十一点，长沙天心区竹塘路的一家酒店突遭警方检查，四人因卖淫嫖娼被带走，其中包括这位曾在广州活跃了十年的“公车猎人”。长沙警方随即发布行政处罚决定：行政拘留五日。结论公布不到半小时，处罚书的照片已在社交平台飞转。
区伯本名区少坤，今年62岁。关注他的人不少，对他的过去却知之甚少。1970年，他中学毕业后进人民机械修配厂；四年后因一次群殴被判劳改五年。那场牢狱体验在他心里留下疤，也把倔强的性格彻底固定下来。“年轻气盛，敢动刀，后悔归后悔，骨头不会软。”多年后他对朋友提到此事，语气中仍混杂着自嘲与悔意。
出狱后，他搬钢材、看市场、干零工，日子紧巴巴，却从未掩饰对“不公”的厌恶。1990年代末，他在农贸市场上班时因举报上级贪腐遭“约谈”，举报信被明晃晃摆在领导桌面，那股羞辱感让他铭心刻骨。2000年下岗，2003年因见义勇为抓贼上了报纸，手里多了一纸荣誉证书，却没换来稳定收入。
2005年秋天，芳村人民医院门口那声“老东西”成了转折点。公车在人行道上鸣笛催行，被他拍下牌照并投诉。区公安分局一周后道歉，违纪警员写检讨。从那天起，他认定：监督公车私用，就是普通市民也能做的事。
手机、相机、纸笔，成了他的全部“装备”。碰见疑似公车，他举机拍照，高声质问：“公车可以这样用吗？”荔湾、海珠、越秀，各区交替出现他的身影。2011年8月，他把监督战场搬到微博，“广州区伯”四个字短时间冲上热门，粉丝过万。那段日子，报纸栏目抢着采访，电视台连线请他现身说法，连广州市纪委书记都专门找他讨论定位系统。
不久之后，掌声减少，麻烦增多。2007年，为不连累家人，他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母亲家门口被丢冥币，威胁电话此起彼伏。2013年清明前夕，他在银河园拍摄公车被围殴，当夜写遗书，“做好人怎么这么难”几个字透着灰暗。即便如此，他估算举报反馈率仍有八成，其中一成确认属实，最重的处理不过扣奖金、通报批评。效果有限，可他不服输。
进入2015年，公众注意力被更多热点吸走，区伯依旧穿着那条浅色西裤在街头“扫车”。3月24日，他跟随珠海朋友小王、长沙朋友小彭等人去湖南小聚；26日下午发微博称，在长沙抓到两起疑似公车私用。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因嫖娼被抓。
官方说法明确：1200元嫖资，当场抓获。怀疑随即四起：一来，这片城乡结合部常见的“行情”不过百元；二来，处罚决定书照片流出过快；三来，警方口径与当事人口供存在矛盾。
3月30日，三位长沙网友到看守所探视。隔着玻璃电话，区伯声音沙哑：“我没给钱，也没发生那事。”网友回来转述：他左脚行动艰难，自称是在派出所与拘留所间来回折腾摔伤；从29日上午到30日凌晨，近三十公里的折返折磨得他几乎无法合眼。探视结束前，他忍不住落泪，请求帮忙联系律师，并留下300元生活费。
拘留期满后，他被送回广州。面对蜂拥而至的镜头，他以“为了家人，决定向政府认错”做了公开声明，两天后又补充“不是放弃监督，只是改变方式”。言辞谨慎，眼神却透着疲惫。
此后，他逐渐淡出视野。那条拥有二十余万粉丝的微博停更于2018年4月23日，只剩历史记录：车牌照片、一句句批注、零星道歉与感谢。
十余年里，他花掉的车费药费无从统计，收获的却是社会对公权力监督的复杂态度。有人敬他执拗，有人嘲他逞能，有人质疑他的私德，也有人认为“私德不废公义”。舆论仍在分裂，而当事人已退入静默。
区伯曾说：“路上总得有人盯着，不然规矩就松。”长沙夜里的那扇房门究竟发生了什么，至今众说纷纭。事件真相或许只能留给卷宗与当事人，而那场关于公车、公民与监督的较量，早已超出一桩治安案件的范畴。
春去秋来，羊城街头的公车换了新牌照，定位系统也更加隐蔽。没有人再看到那个举着手机喊话的瘦削背影。不过在某些老记者的通讯录里，仍存一个号码，上面备注着——“公车私用监督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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