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的上海滩，冬夜的雪下得极紧。闸北区一条极不起眼的暗巷里，一家连招牌都摇摇欲坠的苍蝇小馆内，此刻的气氛却比外头的冰天雪地还要冷上十分。
“砰！”
一只戴着成色极好的翡翠扳指的手，重重地拍在泛着经年油光的八仙桌上，震得桌上的破瓷茶碗咯咯作响，滚烫的粗茶溅落在了斑驳的木纹里。
“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声音不高，低沉、沙哑，却透着一股雷霆万钧、不容置疑的威压。说话的人穿着一件并不张扬的青色长衫，外罩一件黑色呢子大衣，身形削瘦，颧骨微凸。他看似貌不惊人，但那一双隐在昏暗灯光下的眼睛，却像是能在黑夜里淬出见血封喉的刀子来。
站在桌边那个只有十五六岁、穿着单薄破棉袄的跑堂小伙计，早就吓得双腿打颤，像筛糠一样抖个不停。他甚至不敢抬头看一眼眼前这位客人，只是惨白着脸，结结巴巴地嗫嚅着：“客……客官，您……您息怒，我……我去催催……”
那个拍桌子的人，正是跺一跺脚，整个上海滩都要跟着抖三抖的青帮大亨——杜月笙。
如果你了解旧上海滩的规矩，你就知道此刻的情景有多么不可思议。堂堂杜先生，法租界里华人地位最高的大亨，平日里出入的都是和平饭店、百乐门那样挥金如土的顶级名利场。只要他眉头微微一动，全上海最顶级的厨师恨不得把满汉全席直接端到他的榻前。可是那天，他却在这家破败不堪、甚至连个火炉都没有的小饭馆里，生生坐着等了一个小时，而且，一盘菜都没有上。
时间倒退回两个小时前。
那天晚上，杜月笙刚刚在公共租界的一家豪华酒楼里应酬完几位洋人督察和军阀代表。席间推杯换盏，山珍海味堆成了山，名伶歌女软语温存，可杜月笙却觉得胃里一阵阵地犯恶心。他厌倦了那些逢场作戏的虚伪笑脸，厌倦了空气中弥漫的雪茄与香水混合的糜烂气味。
在回杜公馆的车上，看着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他突然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孤独。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浦东高桥镇的日子，想起那时候如果在雪天能吃上一碗热气腾腾、飘着几点葱花的阳春面，再卧上一个两面煎得焦黄的荷包蛋，那简直就是人间最大的奢望。
“停车。”杜月笙突然开口。
坐在副驾驶的心腹保镖马祥愣了一下：“杜先生，外面雪大，马上就到公馆了。”
“去闸北。”杜月笙闭上眼睛，揉了揉眉心，“找一家最普通的本帮面馆，我想吃碗阳春面。”
下属不敢多问，立刻吩咐司机掉头。汽车在风雪中七拐八拐，最终停在了那条连车都开不进来的破巷子口。杜月笙没有带大批随从，只让一人跟着，主仆俩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走进了那家名为“老许面馆”的破旧店铺。
店里冷清得很，除了一个打瞌睡的小伙计，半个食客都没有。墙壁被烟熏得发黑，桌椅板凳都透着一股寒酸气。
杜月笙找了个角落坐下，搓了搓冰冷的手，对跑堂的小伙计说：“两碗阳春面，面要硬一点，汤里多放一把蒜花，每碗加一个煎得老一点的荷包蛋。另外，随便切一盘白切猪肉。”
“好嘞，客官稍等！”小伙计用搭在肩上的抹布随意擦了擦桌子，转身一溜烟跑进了后厨。
起初，杜月笙并不着急。他点燃了一根香烟，静静地看着门外的风雪，享受着这份难得的、远离江湖纷扰的宁静。下属则警惕地坐在他对面，手一直放在大衣口袋里，握着那把冰冷的勃朗宁手枪。
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但什么动静都没有出来。
三十分钟过去了，下属开始有些坐不住了。他眉头紧锁，站起身想要去后厨看看，却被杜月笙一个眼神制止了。
“急什么。好饭不怕晚，小本买卖，手脚慢些也是常理。”杜月笙淡淡地说，语气中难得地透着宽容。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十六铺码头当水果学徒的时候，因为手脚慢被老板毒打的经历。对于那些底层讨生活的人，他总是本能地多一丝怜悯。
可是，当时间指针划过四十五分钟的时候，连杜月笙也开始感到有些不对劲了。外面的风雪越来越大，寒风顺着门缝直往里灌。店里没有暖气，坐着不动，寒意就像针一样往骨缝里扎。
然后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了。
即使是脾气再好、再体恤底层的人，耐心也已被那漫长且毫无理由的等待消磨殆尽。更何况，他是杜月笙。那种被无视、被怠慢的感觉，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被冒犯。
下属猛地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柜台前，一把揪住那个正冻得瑟瑟发抖的小伙计的衣领，恶狠狠地低吼：“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一碗阳春面要做一个小时？是不是觉得我们爷俩好欺负？”
小伙计吓得眼泪夺眶而出，带着哭腔哀求：“大爷，真不是……我们掌柜的在里面……在里面……”
“让他给我滚出来！”下属一把将小伙计推倒在地。
就在这时，杜月笙拍响了桌子，吐出了那句冰冷的话：“把你们老板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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