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列车在抚顺嘶鸣着停下，溥仪抱着一只旧皮箱踉跄下车。多年流亡，他第一次意识到：眼前这片土地，已不再需要“宣统帝”的徽号。迎接他的，是铁丝网、号牌、劳动表格。年近四十的他站在人群里，耳边传来看守低声提醒：“从今往后，学会自己穿衣吃饭。”一句话，像闷雷砸在他头顶。
入所第三天，他第一次端着搪瓷碗排队打饭，身后有战犯低声嘀咕：“堂堂末代皇帝，也得吃大锅饭。”溥仪脸一红，没有作声，只把碗捧得更稳。可有意思的是，轮到分配劳动时，他居然选了最简单的糊纸盒。此后数月，他剪纸、上浆、折叠，手指被浆糊泡得发白，却依旧完不成定额。队友忍不住讥讽：“皇帝手，真成废品啦！”那晚他卧病不起，所长找他谈心：“想真正做公民，得从一只合格的纸盒开始。”这番话，他记了一辈子。
时间很快跳到1959年12月9日。北京西直门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子，溥仪却觉得暖。他拿着特赦通知走进妹妹家，妹妹一句“该上户口了”把他拉回现实。第二天，派出所里，一名年轻民警接过通知书，抬头问：“职业填什么？”溥仪愣了愣，答：“待业。”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一个新身份落定——公民溥仪。
1960年春，他领到调令，去北京植物园当特约园艺工。同行的老职工听说“新同事就是那位末代皇帝”，打趣：“以后浇花都得行跪安礼？”事实却完全相反。溥仪对枝条、土壤统统陌生，一把剪刀下去，花骨朵被剪得七零八落，同事乐得前仰后合。他自嘲地说：“当过皇帝的人，也怕玫瑰扎手。”口吻里再无往日的帝王腔。
就在植物园干得顺手时，1961年秋天，他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0月13日的午后，北京政协礼堂里座无虚席，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座谈会即将开始。溥仪穿着深色中山装，悄声在角落落座，举目四顾——忽然，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迎面而来，眉宇间竟与三十七年前记忆里的军官重叠。溥仪眼睛一亮，快步上前，情不自禁喊出两个字：“奇遇！”
白发老人正是鹿钟麟。1924年11月5日，他领着国民军第二十二旅闯进紫禁城神武门，当着清室大臣绍英的面朗读公文：“宣统帝号即日废除，限今日迁出紫禁城。”那年凌晨的京城，胡同里残灯摇曳，城门口枪声偶尔炸响。鹿钟麟心里清楚，只要宫里稍有拒绝，大炮就会对准红墙。为逼宫殿主人尽快离去，他故意在廊下高声吩咐：“外面的炮兵做好准备！”一语击碎了溥仪暗存的侥幸。傍晚四点，六辆汽车从神武门驶出，车里的人回头望了最后一眼，那段260年的帝国岁月自此尘封。
礼堂中，两人握手的瞬间，无数往事涌上心头。鹿钟麟笑着说：“那年我问你，是做皇帝还是做百姓，你记得吗？”溥仪朗声答：“嘴上说做百姓，心里却还想着龙椅。”二人相视，皆沉默片刻，随即哈哈大笑。
笑声未落，又一位花白头发的身影被请来——熊秉坤，武昌起义打响“首义第一枪”的营长。他拍拍溥仪肩膀：“同走过半个世纪，总算坐在一条长凳上。”三人围坐交谈，话题从1911年的枪声，聊到1925年溥仪藏身天津“张园”，又聊到1945年8月苏军突入长春时的炮火。熊秉坤忽然感慨：“世事兜兜转转，把咱们都送到北京这张桌子旁。”
其实，鹿钟麟之后的道路并不平坦。北伐、抗战、解放战争，他辗转多地，1949年赴台前夕，毅然留在北平，公开支持和平解放。那一决定，让他身陷囹圄，却也赢得了后来者的尊敬。溥仪的轨迹更是曲折：1925年在日租界幻想复辟，1932年在长春接受伪满“执政”头衔，1945年仓皇上机欲逃，被苏军擒往伯力。许多人认为他注定与新中国格格不入，谁也没料到，他会靠一支笔、几十万字的自传和一箱箱合格纸盒，争得重生的机会。
座谈会结束前，有人提议拍张合影。鹿钟麟与熊秉坤不约而同推溥仪坐中间，两人左右相拥。相机快门咔嚓一声，镁光闪过，三张布满沧桑的面庞定格在底片上。会场之外，十月的阳光洒在台阶，大理石略带秋凉。溥仪抬头望了望天空，沉默片刻，随后迈步走向大厅出口，步伐不紧不慢，像一个普通的北京老人——而这一次，他再也不必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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