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那一年我十五岁，正在镇上读初二。我的哥哥大强，在南方的电子厂打工攒了好几年钱，在那年的秋收后迎娶了邻村的秀儿。秀儿比我哥小三岁，她过门才刚刚满月，我哥突然接到了厂里的一份加急电报，说是有一批国外的急单，回去能拿三倍工资。为了以后的小家庭，我哥咬咬牙，带着歉意匆匆登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哥走后，家里就剩下我、常年卧病在床的母亲，还有新婚的嫂子。由于我正处于最别扭的年纪，对这个突然闯入我们家、抢走哥哥大半注意力的年轻女人，始终带着一丝生分。平时除了吃饭喊一声“嫂子”，我几乎很少和她多说一句话。她倒是脾气极好，总是变着法儿地给家里改善伙食，把母亲的药熬得浓浓的，连我的破球鞋都给刷得干干净净。
改变我们命运轨迹的，是那天深夜十点半的一阵急促敲门声。
来敲门的是嫂子娘家村里的柱子叔。他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都响的破二八大杠，满头大汗地拍开我家的大门，气喘吁吁地冲着披着衣服跑出来的嫂子喊：“秀儿！快！你爹今晚在平房屋顶上收玉米棒子，脚一滑摔下来了！骨头岔子都戳出来了，流了一地的血，现在人已经送去县医院了。你娘在家里翻找你出嫁时的彩礼钱，急得心脏病都犯了。你赶紧回去看看，把家里剩下的钱带上，去医院救命啊！”
嫂子听到这话，脸色瞬间煞白，身子晃了晃，险些栽倒在地。母亲在屋里听见，急得直捶床板：“秀儿，别慌，咱家柜子底下还有两千块钱，你全都带上！林子，你哥不在家，你是个男子汉，快穿上厚衣服，拿上手电筒，护送你嫂子回娘家！”
从我们村到嫂子娘家的赵家岙，足足有十几里路。若是平时有拖拉机或者自行车还好，可连日来的几场秋雨，把连接两村的那条土路泡得稀烂，自行车根本没法骑，只能靠两条腿走。
由于事情紧急，我们随便收拾了一下便开始往嫂子家走了，我套上我哥留下的一件旧军大衣，把那两千块钱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包好，死死贴身揣进怀里，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沉甸甸的铁皮手电筒。嫂子只套了一件单薄的红格子外套，眼眶通红，走得飞快。
一路上，除了风吹过光秃秃的白杨树林发出的如同鬼哭狼嚎般的声音，就只有我们在泥泞中跋涉的吧唧声。起初，我还因为半夜被叫醒而有些小情绪，但看着前面那个跌跌撞撞、好几次险些滑倒却一声不吭的瘦弱背影，我心里的生分突然被一种原始的保护欲取代了。
“嫂子，你走慢点，路滑。”我加快脚步，用手电筒给她照着脚下的烂泥。
嫂子回头看了我一眼，眼底泛着泪光，嘴唇冻得有些发紫：“林子，对不住，大半夜的还折腾你陪我受冻。嫂子心里慌得厉害，我爹要是没了，我娘可怎么活……”
我没说话，只是上前默默地拉住了她的胳膊，搀着她往前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真正的男人了。
大约走了一半路程，我们来到了两村交界处的“老狼坡”。那里地势荒凉，周围全是杂草丛生的荒地。而在老狼坡的最高处，矗立着一座废弃了快十年的黑砖窑。
那座砖窑是个半圆形的巨大土包，像一个诡异的坟头。村里的大人经常用它来吓唬小孩，说里面闹过鬼，也藏过盲流子。平时白天路过，大家都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更别说现在是深夜十一二点。
走到砖窑附近时，我的手电筒光芒已经有些微弱了。我正打算拍拍手电筒的铁皮外壳，咳嗽一声壮壮胆，突然，眼尖的嫂子猛地停下了脚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以一种极其粗暴的力量，一把将我拽倒在地。接着她的手死死捂住我的嘴，把我按在冰冷潮湿的枯草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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