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末，华北天空阴沉，日军的炮声自黎明便未停歇。摩天岭后侧的一座破庙里，晋察冀军区的野战救护所刚刚结束通宵手术，医护人员精疲力竭，唯独那位高鼻深目的加拿大医生还在灯下忙碌。白求恩把一块沾满血迹的纱布丢进脸盆，抬头看见天色微亮，短促叹息，抓起水壶漱口。没人想到，仅仅半个月后，他会倒在同样的灯光下。
向前追溯，四十九岁的白求恩早已习惯生死考验。安大略农庄的童年让他懂得冒险，祖父的手术刀又在他心里点燃对医学的狂热。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海军医院、肺结核阴影，这些经历把他一步步推向更危险也更宽阔的战场。1936年，经多伦多工人朋友引荐，他读到了中文报纸的前线消息，同伴劝他多想想前途，他却摆摆手，订了去香港的船票。
“军医最该出现的地方，是血最多的地方。”他在船舷前这样说。两个月后到达武汉，经周恩来介绍转往延安。黄土高坡的窑洞招待所、开水加咸菜的晚餐，白求恩却用一口生硬的中文笑言：好极了。延安的医疗室里只有破旧托盘，他掏出自己带来的折叠手术刀，给学生示范骨折复位。那一刻，年轻军医觉得这位洋医生不是客人，更像并肩作战的同志。
从延安再到晋察冀，战线拉得很长。白求恩每到一处，第一件事是摸清锅里有没有热水，第二件事是看仓库还有多少纱布。缺药，他就拆军毯做绷带；缺器械，就用自行车链条改输血管；缺抗生素，就以大雪融水加高锰酸钾替代。有人暗暗摇头，他却信心十足：“办法永远比困难多。”这股子韧劲感染了沿途的战士，也逼着敌人把这位“洋鬼子军医”列入黑名单。
战地的硝烟之外，白求恩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一直留给弗朗西斯。两次婚礼，两次离散，往事如影随形。第一次分手，是他故意装作冷酷让年轻的弗朗西斯离开自己那具病骨；第二次分手，则是埋头手术台而忽略了她的孤独。爱情在手术室外溃败，却始终盘桓在他口袋里那本旧相册。每逢夜深，他会轻轻擦去照片上的灰尘，自言自语地问一句：“她还好吗？”没人回应，只有风卷着窑洞前的沙土。
摩天岭战斗让他顾不得回国探望旧人。四十八小时中，他连续做了七十多台截肢与开腹，血与汗糅作一片。最后那台手术，急得他甩掉手套，徒手抠出碎骨，一点骨渣划破右手中指。简单盐水冲洗后他又接下一台，谁也无法说服他停下。战火逼近，担架队准备转移，他却拖着沉重的身子站在门口，直到最后一名伤员被抬走才跟上队伍。
两天后，伤口红肿化脓，他依旧查房、写教材。脓毒败血症潜伏在血管里，持续高烧让他眼前发黑，仍强撑着给学员讲解胸外科急救。十一月七日夜，聂荣臻赶来探望，劝他后撤治疗。白求恩点头，却眨眼又回手术台。几小时后，他终于倒下，被战士们抬上担架。
运到唐县的卫生学校临时病房时，他的左臂已呈暗紫色。医生建议截肢，他摇头。病情恶化，心中杂念却一点点清晰：八路军的医院要扩大，教材要印，外援物资要尽快到位，更有一个未竟之事——弗朗西斯。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他让警卫拿来纸笔，断续写下几行潦草的英文，交给在一旁守候的聂荣臻。纸上只一句清楚的话：“请代我致信加拿大援华联合会，汇些生活费给弗朗西斯。”随后，他补上一行中文，留下遗嘱与手术器材清单。
“把钱给她。”白求恩低声说。短短四字，耗尽力气。聂荣臻郑重点头，没有多言。深夜，病房的油灯摇晃，白求恩呼吸渐弱，十二日零时三十分，心跳停在最后一次微弱的颤动。晋察冀的土地再无他的足迹，只留下那把常磨得雪亮的骨锯与一本写满急救示意图的笔记本。
七日后，《新中华报》刊出特讯，题头寥寥几字，却震动了整个延安。同月末，追悼大会上，毛主席评价白求恩“脱离低级趣味”，留下千古名句，也让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抗战史册。可在远隔重洋的爱丁堡，一封汇款通知书悄然抵达。弗朗西斯打开信封，里面只有简单一句：来自中国，来自战场。她怔立窗前，北海的海风卷起旧报纸，纸上印着那个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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