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流放是比死刑"仁慈"的处罚。

但历史告诉我们,有些地方,活着比死还难。

宁古塔和岭南,哪个更惨?答案可能颠覆你的认知。

——《壹》——

先说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死刑不是最重的惩罚,听起来荒唐,但这是真的,从秦汉开始,统治者就把"流放"这件事做得极其精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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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杀你,但让你生不如死。

流放地的选择,历代各有讲究,秦朝把人送去修长城,汉朝往岭南扔,唐宋继续用岭南,到了清朝,出了个新地方:宁古塔

这两个地方,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

隔着几千里,却都有同一个功能,把人送进去,能不能出来,全看命,岭南的历史更长,最早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南征百越受阻。

干脆把无户籍者、赘婿、商人强行迁过去。

汉武帝打下南越国之后,在岭南设了九个郡,其中合浦郡成了朝廷的"专用流放地",仅从汉成帝到汉平帝这几十年。

因罪被"徙合浦"的案子就超过十起。

京兆尹王章得罪大将军王凤,下狱死后,妻子儿女全部发往合浦,官员一旦倒台,全家跟着陪葬,这是汉代政治失败者的标准结局。

宁古塔出场更晚,但名气更大。

"宁古塔"三个字在清宫戏里频繁出现,但很多人以为那是一座塔,其实它是满语音译,"宁古"是"六","塔"是"个",合起来就是"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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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努尔哈赤曾祖父那六个儿子曾经住过的地方。

满族的龙兴之地,偏偏成了罪人的坟场,这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清初地理学者王家祯在《研堂见闻杂录》里写了一句话:"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

意思是,那里已经不像是人应该待的地方了。

岭南从秦朝开始用,宁古塔从顺治年间开始用,两个地方,两套折磨人的逻辑,一个靠热死你,一个靠冻死你。

——《贰》——

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流放最惨的地方,不是目的地,是路上,先说去宁古塔,《大清律例》规定,流放三千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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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必须在两个月内到达,折算下来,每天至少走五十里。

没有马车,没有代步工具,全靠两条腿,脖子上、手腕上、脚腕上全是枷锁,一排人铐在一起走,镣铐磨出血泡,流出脓水。

严重的甚至因为吞咽困难被噎死在路上。

吃什么?成年犯人每天配给八两粮,这点口粮放在正常人身上勉强够,放在每天高强度赶路的囚犯身上,根本不够。

更关键的是,清代发配宁古塔。

路上给不给吃的全看押送官兵的心情,遇上心情好的还能混口饭,遇上心情差的,就只能啃地上的东西,东北冬天零下十几度。

一天不吃东西,第二天很可能就走不动了。

1659年闰三月初三,江南才子吴兆骞被押解出京,走了整整四个月零八天,七月十七日才到宁古塔,他出发那年二十七岁,到了目的地,头发白了一片。

同行的还有方拱乾一家,也是同一批科场案的受害者。

方拱乾后来写了一本书叫《绝域纪略》,里面有一句话流传至今:"人说黄泉路,若到了宁古塔,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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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光是走这段路,就已经把地狱提前体验了一遍。

去岭南的路相对没那么严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岭南不像宁古塔那样对犯人施以重枷,但距离一样漫长,苏轼1094年被贬惠州。

从京城出发,翻越大庾岭进入岭南。

这一段山路险峻,历来是贬官们心中的"鬼门关",过了大庾岭,就意味着彻底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苏轼在大庾岭上写下"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这句话听起来豁达,但那种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意味,让人读来心里发沉。

岭南的路程没有宁古塔那么摧残肉体,但它的折磨是另一种,你走着走着,就意识到,前面是一片你完全不了解的土地,而你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叁》——

抵达之后,两个地方的折磨方式完全不同,宁古塔的逻辑是:剥夺你的身份,让你给人当牲口,"发往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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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戏里这句话说得轻巧,但落到现实里是什么意思?

披甲人是驻守宁古塔的士兵,大多是原来的降兵,地位在旗人之下,长期驻守边疆,心理上本来就有问题,发配过去的犯人。

男的做苦役,女的命运更难说。

史料记载,绝大多数被单独流放的女性,都活不到宁古塔,九成死在路上,因此宁古塔历史中的女性流放记录,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雍正三年(1725年)开始划定充军的具体地点。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式颁布《五军道里表》,充军等级从"附近二千里"到"极边烟瘴四千里",以发配黑龙江为最远最酷。

去了,就是奴隶,世世代代,无法翻身。

但宁古塔也有另一面,这里是满族的发源地,土地肥沃,山珍野味不缺,东北有句老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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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被宁古塔将军巴海看上,做了幕僚,后来又帮将军的儿子当家教,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他把妻子接了过去,第二年还生了孩子。

在当地开馆授徒,写下《秋笳集》,被后人称为"边塞诗人"。

二十三年后,朋友顾贞观托纳兰性德、借其父明珠的关系把他赎回,他反而"不太开心",已经习惯了那里的生活。

回到江南三年后,郁郁而终。

临终前对儿子说的是:想再去松花江钓一次鱼,想再去白山脚下打一次猎,这件事说明什么?宁古塔的折磨,主要集中在路途和初到时的适应阶段。

真正熬过来了,有技能有才华的人,未必活得比内地差。

——《肆》——

岭南则是另一套折磨方式,岭南杀人靠的不是奴役,是气候和疾病,苏轼1094年到惠州,还算撑住了,但10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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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看到苏轼在惠州吃荔枝、睡藤床,活得太滋润,怒了。

但把人扔进儋州,基本等同于判了死缓。

儋州的问题是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苏轼到了当地,连正经住所都没有,吃什么?靠朋友接济,弟弟苏辙分出七千俸禄给他,生怕他饿死。

朋友送面粉、鱼、茶叶、笔纸。

不带东西来看他,他就得挨饿,1096年,惠州爆发瘟疫,苏轼最亲近的侍妾王朝云在瘟疫中病死,她跟着苏轼一路从繁华的杭州走到炎热潮湿的惠州。

三十四岁就没了。

苏轼按遗愿把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在墓前题了一副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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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的问题还不止于此。

自掏腰包"致医药,毕婚嫁,凡数百家"。

一个地方官员居然要自己出钱帮流放者的后代看病、娶妻,从侧面说明这些人的处境已经烂到什么程度,岭南不给你枷锁。

但它用气候、疾病、贫穷,把你的后代也一起困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