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4月，在中南海勤政殿的汇报桌旁，毛主席翻着一叠功德林来信，忽然停笔。“康泽交代得很实在，”他看向身边工作人员，“这样的人，杀了反倒便宜他。”短短一句，把众人记忆重新拉回八年前那场襄阳激战。
1948年7月15日夜，襄阳上空的红色信号弹照亮城墙，六纵官兵冲锋时只有一个指令——活捉康泽。康泽此刻在城内指挥部，外表镇定，手心却已浸满汗水。他刚过完四十四岁生日，酒席尚未散尽，求援电报却像催命符一张张送来。蒋介石在南京回电：“守到二十二日，我必救你。”康泽信了。
战局翻转得太快。16日拂晓，王近山率部突入南城门，枪声、火光、尘土交织成一片。康泽试图组织反冲锋，部队却失去指挥链，零星开火即被压制。正午前后，他躲进钢筋碉堡，黄磷弹的倒灌让右臂被灼伤，不得已伏地装死。推门声响起，一名解放军战士扯掉他肩章，高喊：“司令活的！”
押赴六纵司令部的途中，康泽咬牙不语。抵达后第一句话竟是：“医生呢？我这伤能好吧？” 王近山听了，笑得直摆手：“命都给你留着，还怕伤疤？”从这刻起，“誓与襄阳共存亡”的口号成了笑谈。
刘伯承很快把战果电呈中央。延安窑洞的灯亮到深夜，负责值班的机要员回忆，毛主席看完电报沉默片刻，只留下一行批示：“康泽不可杀，解往中原局，再送北平。”消息传回前线，有战士不解：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复兴社头子凭什么留命？
答案要追溯到1932年复兴社草创之时。那年九一八事变余波未平，各地抗日声浪高涨。蒋介石却更忧心“内乱”。他聚拢康泽、贺衷寒等十余人，模仿苏联格柏乌，秘设“三大系统”：政训、特务处、别动队。康泽领别动队后，长驱闽赣边苏区，一夜之间“无人区”的说法便传开。兴国、宁化、连城，许多村庄在他的清剿中失去成年男子，连小孩也被迫迁徙。毛主席后来谈到那段时日，用了“血债累累”四个字。
抗战爆发，康泽受命筹建“特别训练班”，挑选骨干三百，专门研究“反共心理战”。有人评价，这支班底后来散入各地，成了暗杀、抓捕、瓦解地下党组织的急先锋。蒋介石几次公开表扬：康泽办事“迅疾狠准”。从此，这位黄埔三期学员被视作与戴笠并列的心腹。
抗战胜利后，全国要求“废特务”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蒋介石只能把康泽外放巴西“考察”。然而内战一开打，他又急忙把老部下调回，直接给了襄樊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康泽没带过大兵团作战，可对蒋而言，“可信”比“会打”更重要。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他失算的开始。
讲到功德林改造，不得不提一个细节。康泽入监时，护士为他清洗烧伤，伤口碰水，他疼得直皱眉。陪护干部递来止痛片，他下意识地问：“要钱吗？”对方摇头。康泽怔了一下，低声说：“过去我们审讯俘虏不给药。”这种细微对比，比任何宣讲都更具冲击力。
康泽认罪笔记写到第六本时，终于提笔剖析复兴社：“最大的错误，在于把争权置于救国之先。”毛主席收到摘录后提醒管理人员：“多给他几本纸，写深一点。”接着又指示：“让他读列宁《怎么办？》。”书送到监室，康泽连夜通读，并在扉页写下：“晚悟亦悟。”
1956年，“十大关系”讨论会上，有人担心对战犯过宽会否招致误解。毛主席举例：“宣统皇帝、康泽这些人活下来，世界看得见我们的自信。”会议记录里，没有一句空洞口号，全是政策取舍。
1963年4月9日，特赦名单公布，康泽榜上有名。走出功德林大门时，北京春雨刚停，地面反着水光。前来祝贺的沈醉打趣：“兄弟，算是捡回第二条命。”康泽拍拍胸口：“可不是，若无宽大政策，我早成旧账了。”随后他被安置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复兴社档案，几年写出《别动队内幕纪要》等数十万字材料。许多史料因他的口述得以弥补缺环。
1967年冬末，他在北京医院病逝，六十八岁。病房书架一直摆着那本发黄的《怎么办？》。临终前，他对值班护士轻声说了五个字：“书别扔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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