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陪都重庆的气温还在三十八摄氏度。蒋介石在桂园会见幕僚时说出一句话：“张汉卿的事，总得了结。”这一句话，为来年九月的贵州桐梓小城埋下伏笔。
热战刚停，内战苗头已现。张学良依旧被关在桐梓的戴公祠后院，两层木楼、四周高墙，看似幽静，实则等同牢笼。他每日读《史记》、练太极，偶尔抚一抚随身带来的小提琴。警卫说，少帅最喜欢拉《空山鸟语》，音符里多半是无奈。
9月22日清晨，桐梓的山雾未散，汽车压着碎石停在院口，莫德惠提着皮箱下车。莫是张的老友，曾同游北平钓鱼台，此番却带着公干。寒暄后，他把一纸折叠好的信笺递过去：“委员长允准你重获自由，但附带三件事。”
张学良拿着信，没有急着展开，反而问了一句：“莫老，此来不会再是空头支票吧？”莫德惠苦笑：“我只是传话人，成与不成，全在你。”
他摊开信笺。第一条，承认西安事变系受共产党蒙蔽；第二条，归还“九一八”当夜蒋介石致东北军的绝密电报；第三条，获释后须即刻出洋，不得再回国。
短短百余字，院中蝉声都似停了。张学良沉默片刻，抬头看天，秋阳刺目。他把信纸折好放回桌上：“三件事，一件也办不到。”
莫德惠劝道：“只要点头，门口那辆车立刻送你去重庆，再转南京，前路未尝不可期。”张学良摇头：“第一条便要我诬陷别人，我不能。西安事变是我与虎城出面逼蒋停内战，岂能推说受人挑唆？”
他起身踱步，走到书架前抽出一叠薄薄的电报誊本：“至于第二条，这是历史证据。倘若我交出，它们立刻消失，将来谁还知道谁在民族大义前退缩？”
莫德惠再问：“那出洋呢？只是暂避风头。”张学良把电报放回原位，手轻轻抚了抚封面：“生在关东，死也要葬在中华。若真要我远走，那自由不过换个更大的囚笼。”
院外传来几声犬吠，两人对坐无言。夕阳西沉，张学良端茶，神色已然平静：“替我回话：汉卿不改初衷。”莫德惠点头：“我明白。”
回到重庆后，他把经过详陈，蒋介石听完只淡淡道：“既如此，就让他再想想。”话音落下，窗外的虫鸣更显清冷。
同年冬，国民政府发布“大赦令”。名字写了几十人，就是没有张学良。毛人凤向郑介民请示：“副司令怎么办？”郑只说一句：“换地方看住。”
1947年初，刘乙光奉命赴桐梓。为了不让目标起疑，他带去两箱茅台，席间故作轻松：“委员长让您先去重庆，再转南京养病。”张学良信以为真，脸上难得露出笑容：“总算能见见外面的世界。”
2月下旬，车队秘密出发。抵达重庆白公馆后，接待规格之高让张学良误以为转机将至。毛人凤频频劝酒，他兴致勃勃谈东北旧事，连多年未取的军服也拿出来示众。
几日后，张严佛深夜来访，把杯盏放下：“副司令，明晨起飞。”张学良追问目的地，张严佛含糊其辞，终究点头：“南京。”
夜又深，灯影摇曳。赵一荻整理行装，轻声问：“这一次，会是真的么？”他拍拍妻子的肩，只说：“走一步，看一步。”
次日清晨，机舱门合上，螺旋桨轰鸣。起飞后一个半小时，机长广播：“目的地，台北松山机场。”张学良望向云海，竟无惊呼，只是把头埋在座椅靠背，手心慢慢攥紧。
飞机落地，新竹山头云气缭绕，迎接的人换了制服。一个军官致礼：“欢迎副司令莅临台湾，委员长吩咐，一切从优。”从此，张学良的天空变成海峡对岸的狭长天际。
起初，他被安置在新竹六张犁招待所，院里植满菠萝蜜树。守卫每隔十步一岗，白天跟随，夜里巡更。张学良每天戴草帽浇花，偶尔抄佛经，写书法小楷，字迹遒劲却透着绵长郁结。
1957年，他迁往台北北投草山。那年他五十七岁，头发已花白。有人给他带来一台收音机，他把天线拉得老长，只为捕捉大陆电台的信号。翻山越海的电波，夹杂雪花声，讲述着新中国建设的新闻。
1965年，宋美龄派人送来西洋棋和油画工具。张学良学着作画，画面多是关东雪原与长城残垣。警卫偷偷议论：“少帅在画自己家乡吧。”
蒋介石病重时，曾让人把张学良近照送进医院。照片上，老少帅穿中山装，拄拐杖，神色淡泊。蒋介石叹了一句：“此人不可轻纵。”旁人未敢多言。
1975年4月，台湾新闻电台播报蒋中正逝世。次日清晨，张学良照常练拳，只是动作缓慢。赵一荻递上手巾，他没说话，擦了汗，回屋继续抄《道德经》。
1988年，蒋经国去世。半年后，台北当局松动禁令，允许张学良外出看病，但仍需随行警卫。有人劝他申请返乡，他摆摆手：“心若在，人在不在都一样。”
1990年3月，他终获完全自由。下山那天，花树正红，北投温泉雾气缭绕，张学良回望关押半生的小楼，自语：“并非我改主意，而是守门的人走了。”
三年后，他与赵一荻迁居夏威夷。那里海风终年温和，他常在草坪上朗读《左传》，间或向邻居讲中国酒文化。有人问他后悔否，他笑答：“问苍天。”
2001年10月14日凌晨两点，医院记录心跳停止。病房窗外椰影婆娑，夜雨敲窗。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床头柜上摊着那本《史记》，书签停在〈伯夷列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她不知道，这一页，张学良已反复翻阅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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