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时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正在东南亚各国视察驻外使馆工作,一封紧急电报将他召回了北京——国内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外交部需要他回去主持工作。这位以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著称的老革命家,即将面临一场特殊的考验。
张闻天回到外交部时,反右运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部里各单位已经初步确定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等待他的审定。在外交部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听取了各单位的汇报后,眉头紧锁,他注意到,各单位报上来的“右派”数量远超预期,其中不少是外交部的重要业务骨干。
在随后的几次会议上,张闻天反复强调:“划右派要特别慎重,要研究,不要把一般认识问题定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发表过右派言论的多半是一些‘秀才’和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一旦戴上右派帽子,不但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此断送,我们也不好再使用他们了。”
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的案例最为典型,这位著名学者、老党员在鸣放期间讲了一些话,被不少人认为应该划为右派。张闻天虽然不同意将陈翰笙划为右派,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直接反对需要充分的理由。最后张闻天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党组会上提出,陈翰笙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经受组织生活锻炼,所以说话“没个准头”,应该把他当作“党内的民主人士”处理。
这个理由在当时看来并不充分,甚至有些牵强,但与会人员看到张闻天的坚持,也就接受了这个“不成理由的理由”。陈翰笙因此免于被划为右派,继续在外交部系统工作。
办公厅一位秘书的案例则更具戏剧性。这位秘书工作积极努力,但有个毛病:有时喜欢传播些小道消息。有一次,此人瞎说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过去是某人的妻子。这话传到此人所在的党支部,立即引起了支部领导的强烈反应——传播领导家属的谣言,这还了得?支部坚决要求将此人划为右派。
刘英得知此事后,却哈哈一笑,她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既然当事人都不追究,且认为这不是政治问题,这位秘书也就逃过一劫。
研究室和新闻司是外交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部门,也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这两个部门的浦山、关在汉、李肇新、曹棉之、薛谋洪等人,大多解放前接受过反蒋民主运动的洗礼,或曾留学国外,经历过西方民主政治的熏陶。这些人与研究室主任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澎关系密切,常到乔家聚会,一起谈天说地,鸣放期间,他们提出过一些在当时看来颇为“尖端”的观点,比如认为即使不搞两党制,也可以在党内搞两派,以便相互监督。
反右运动开始后,浦山等人都被打成右派,而他们写的材料不少都牵涉到乔冠华和龚澎,下面还有人正式提意见,催促张闻天处理乔、龚二人。
张闻天确实不愿将乔冠华、龚澎打成右派,但又承受着来自下面的压力,最终他决定采取“拖”的策略。因为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乔冠华和龚澎不论如何处理,都不能不通过周恩来并取得他的首肯,这样做无异于给他出难题。
就这样,乔冠华和龚澎的问题一直拖到了1958年。那时外交部的右派已经定案,要下放农村的都已经下放。3月31日和4月1日,已经接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主持外交部党组会讨论乔冠华的问题。
张闻天在会上发言说:“乔冠华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单纯业务观点和个人主义,但不是右派。他鸣放期间有错误,但是反右开始以后立场正确。他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绩还是比较显著的,工作能力也比较强,今后还可以为党工作。”
陈毅在会上最后发言,他采取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办法。陈毅说,乔冠华提的都是要害问题,“我们要给他全部端回去”,“乔家是裴多菲俱乐部,乔冠华是外交部右派头子,一旦右派翻天,他就要黄袍加身”。但落实到组织处理时,陈毅也主张不划右派。乔冠华和龚澎就这样过了关。
在张闻天的努力下,外交部整体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控制在了1.5%以下,远低于当时很多部门和单位。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迫离开了外交部,但他在反右运动中保护知识分子的努力,以及外交部相对较低的右派比例,成为那段历史中一个值得记录的特殊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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