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一个被病痛折磨得变了形的躯体正躺在雪白的床单上。他的呼吸依靠机器维持,肾脏已经彻底衰竭,全身浮肿得发亮,连生前最引以为傲的那双锐利的眼睛也无法完全闭合。
床头没有鲜花,走廊里没有等待的家属,更没有那些曾经围绕在他身边、争先恐后表达爱意的莺莺燕燕。
这个死得如此冷清的人,在二十年前,是中国台湾省商界最显赫的名字之一。他叫黄任中,一个曾被李敖戏称为“台湾三大丑男之首”,却自命不凡、挥金如土的阔少。他这一生,起点高得惊人,中间荒唐得离谱,结局惨得透骨。
一九四零年,黄任中出生在战火纷飞的重庆。他的家庭背景极其特殊,父亲黄少谷是当时的高级官员,在权力的核心圈子里极具分量。作为家里的长子,他从落地那一刻起,手里就握着通往顶层社会的门票。
抗战胜利后,他随家人迁往中国台湾省。在那个年代的台北,黄任中的生活圈子全是所谓的权贵子弟。他的玩伴是蒋家的子孙,出入的是戒备森严的官邸。
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黄任中,骨子里有一种无法无天的狂气。他在学校里完全不守规矩,打架、逃课、混迹于帮派,六年时间里换了五所小学。当时的台北市警察局少年组里,他的档案叠得最高,甚至连他那位身为司法部门高官的父亲,都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将他送去“托管”。
这种叛逆并没有在出国后消失。他被送到美国普渡大学,没多久就因为打架斗殴被勒令退学。直到家族好友叶公超的一番训诫,才真正刺到了他的自尊心。
黄任中转入宾夕法尼亚军事大学,这所学校以纪律严明著称,他在高压之下展示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
黄任中的发迹并非完全靠父辈余荫,他在商业上的敏锐程度确实超过常人。回台初期,他发现中国台湾省的电子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最关键的电路基板全部依赖日本进口。
他利用在美国建立的人脉,游说美国橡树公司在台设厂,打破了日本厂商的长期垄断。短短十几年间,他名下的工厂数量扩张到了四十五家,员工超过七千人。
一九八五年,他敏锐地察觉到实业发展的瓶颈,果断套现,转而投身金融投资。他以极低的价格买入远航股票,握在手里十一年,最终在股票高位卖出,净赚五十六亿新台币。这一笔交易,让他正式跻身《富比士》全球华人富豪榜的前两百名。
有了花不完的钱,黄任中开始彻底释放内心的欲望。他不再满足于在商场厮杀,而是把所有的精力和财富都投入到了女色之中。
他曾公开表示,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美女。为了方便行乐,他在台北的豪宅里专门定制了一张宽大的床,据说可以容纳十个人并排躺下。
那间卧室常年灯红酒绿,酒池肉林。他身边围绕的女性被他分为几个等级:有正式结婚的妻子,有长期的女朋友,还有挂着名号的“干女儿”和“女弟子”。这些女性人数过百,很多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女星或名模。
黄任中在女人身上花钱从不心疼。他为情人购买昂贵的公寓,配送限量的名车,甚至连对方全家的生活费都包揽下来。
据后来的媒体估算,他在这方面扔掉的钱至少有二十亿新台币。最著名的例子是香港女星陈宝莲。
黄任中对她极度宠溺,动用私人飞机接送,不仅包揽她的衣食住行,还送她出国留学。然而这种建立在金钱上的关系本质上是极其脆弱的,当陈宝莲因精神状态恶化在上海纵身一跳时,这位曾经的依靠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担当。
对黄任中而言,女人更像是他展示权力和财富的战利品,而这种毫无底线的放纵,正是在透支他最后的气运。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而来,黄任中的投资策略出了严重问题。他当时通过给其他企业主放高利贷的方式,换取对方抵押的股票。
当股市崩盘,那些企业主纷纷破产跑路,抵押在他手里的股票瞬间变成了废纸。百亿身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缩水殆尽,他从一个富豪变成了背负巨额债务的“欠税大户”。
由于他的父亲黄少谷早已去世,他失去了在政商界最后的庇护伞。中国台湾省税务部门开始对他展开猛烈的清算,要求他补交因早年股权买卖而产生的数十亿税款。
黄任中并不服气,他利用各种手段拖延补税。但在法律面前,这些小聪明最终失效了。二零零二年,他被强制管收。
当执法人员进入他的住宅查封财物时,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他那些号称价值连城的名画、古董,经过鉴定竟然有很多是廉价的赝品。
这个消息传开后,他那维持了一辈子的“顶级贵公子”形象彻底崩坍。在管收所的三个月里,他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常年的纵欲和高糖分生活早已拖垮了他的内脏。出狱后的黄任中,不仅失去了豪宅和名车,连那张十人大床也被法院公开拍卖。
在人生的最后一年里,黄任中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那些曾经在他怀里撒娇、花着他信用卡的女性,全部销声匿迹。
没有人来照顾他的生活,没有人关心他的病情。他的医疗费用甚至需要依靠个别亲戚的资助才能维持。他每天躺在破旧的寓所里,忍受着洗肾的痛苦。
曾经的宾客盈门变成了门可罗雀,曾经的千金散尽变成了捉襟见肘。他在孤独中死去,死后不仅没有任何遗产,反而给儿子黄若谷留下了一笔高达几十亿的巨额税债。即便在他死后很多年,黄家父子依然高居中国台湾省欠税榜首。
黄任中这一生,见证了权力的最顶峰,也体验了商界的巨浪。他本可以利用他的智慧和资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他却选择了在物欲和肉欲中沉沦。
他以为金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爱情和尊严,但最终金钱却成了他最大的讽刺。他的一生就像一场荒诞的默剧,开幕时金碧辉煌,落幕时瓦砾满地。
当你看到他从山顶坠落到谷底的过程,是否也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如果只剩下赤裸裸的欲望,而没有半点道德与责任的支撑,那么他拼尽全力积累财富的过程,究竟是在构建天堂,还是在挖掘一座埋葬自己的深坑?
当所有的繁华褪去,剩下的除了那一纸无法偿还的税单,是否还有哪怕一点点值得被后人记取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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