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25日，衡阳车站的铁路工人刚擦掉额头上的汗，就听见旅客们在议论：“白长官要飞去芷江，先安顿湘西。”这种风声一传，人们便知道国民党已退到最后的山地边缘。
此时北平和平解放已半年，长江防线也在四月崩溃。蒋介石退守台湾，白崇禧被任命为“华中军政长官”，肩负殿后与拖延的任务。湘西多山多洞，民团、帮会、土匪犬牙交错，正好做一颗埋在西南的地雷。
湘西首领中名声最响的就是杨永清。传说他生于1882年，年轻时混绿林，1924年在芷江创立“楚汉宫”，收徒时喜欢让新人跪在生米与生鸡蛋之间，象征“软硬都听掌门”。二十五年下来，帮众滚雪球般激增。
1948年春，军统、中统奉命在湘西物色代理人。特务黄玉姣被派来，她先与外号“曾西胡子”的曾庆元“成亲”，再把这支悍匪班底献给杨永清。为表示感谢，杨永清当众认她为“干女儿”，自此三人同进同退。
同年八月湖南“国大代表”选举开启。邓海环握有参议会印信，杨永清手里则是上千条枪。为了买票，邓海环许诺“四包子政策”，杨永清更狠——“投我一票，酒席一桌”，还逼商会埋单，结果八千选票里他拿走大半。
落选的邓海环告到长沙，杨永清急送两罐陈年烟土摆平。仇怨从此结下。1949年初，杨永清借口“内患未平”向黄玉姣诉苦：“不除邓某，我夜不能寐。”黄玉姣盘算利益，同意出手。二月的清晨，邓海环在小巷里被“曾西胡子”三枪击毙。
血案之后，芷江只剩“楚汉宫”一家独大。六月下旬，宋希濂调任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干脆封杨永清为湘西纵队司令，曾西胡子同时挂上校团长。杨永清从“土老倌”摇身成“湘西王”，正飘飘然之际，白崇禧的飞机来了。
1949年7月10日午后，芷江机场尘沙飞扬。白崇禧穿呢子军装，脚踩长筒皮靴，依次握住十多名匪首的手，与杨永清握手时还微微欠身，颇有拉拢之意。
夜幕降临，“楚汉宫”驻地灯笼成排，鼓乐震耳。杨永清请白崇禧坐在正中的雕花高椅，自称“陪席”。第一道菜竟是用牛胆、河虾、生姜混炒的“敲山震虎”，腥味扑鼻。白崇禧眉梢一跳，但只夹了一筷，随即放下。
敬酒声中，白崇禧忽然压低嗓门：“老兄，解放军想插翅南飞没那么快。你若守住这块地盘，日后反攻，我与李副总统会给你五百架飞机。”杨永清两眼放光，问：“真有五百架？”白崇禧举杯：“联络官已着手清单，芷江机场必须扩建，跑道得加长两百米。”
一句“跑道加长”让杨永清信了大半。他当场保证：“要人有人，要粮有粮，共军要过雪峰山，先问我手里的卡宾枪。”说罢又吹嘘近期在溆浦、沅陵杀了多少“疑似”地下党员。白崇禧连连点头，心里却盘算，一旦福建也守不住，这股匪武就成了一次性消耗品。
离席时，白崇禧留下一张十万银元的收据和五万支卡宾枪的批条，第二天清晨就飞向广西。口袋裂缝已经缝好，里面装的却是易燃药粉。
白机远去后，杨永清即刻下令：“加紧招兵，堵路拆桥，让他们走不过来。”于是，湘西公路被毁，农田被荒，村寨满目疮痍。
1950年2月，人民解放军第47军、135师等四个团对芷江实行合围。炮火一响，“楚汉宫”仓皇溃散，仅三昼夜便被歼六百余，机枪迫击炮几乎打光，白崇禧许诺的“空中支援”连影子也没出现。
主犯却不见踪影。搜索队沿山岭地毯式推进，仍不见杨永清与黄玉姣。有人说二人跳崖，有人说逃往贵州。事实是，他们躲进一座废弃古墓。墓里阴冷潮湿，棺木半开，尸骨在侧。七天之后，两人熬不住。
黄玉姣提议乔装婚嫁。“穿喜服走大路，反而没人怀疑。”3月10日，一个锣鼓队抬着花轿往西乡而去。走到中心小学门口，几个儿童团员觉得媒婆神色慌张，拦住查问。一声令下，便衣侦察班迅速包围。“丢枪！”队长张学荣吼道。花轿里的“新娘”掀起盖头，正是胡子拉碴的杨永清。
随行匪残兵举枪未及放冷箭，已被擒下。黄玉姣双手发抖，试图辩解：“这是误会——”话音未落，钢枪冰冷顶住肩膀。
同年12月26日，芷江万人公审大会召开。罪证一条条摆上台面：暗杀、敲诈、焚村、截运、杀害平民三百余，胁迫民夫过万。杨永清低着头，连抹两次冷汗，言语再无昔日“湘西王”的狂态。
公审结束，押赴刑场。曾纵横山林二十五载的“楚汉宫”就此瓦解，白崇禧埋下的那颗“地雷”被彻底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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