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初，长江水刚退去春汛的浑浊，江面雾气尚未散尽，毛主席的专列缓缓驶进汉口站。那次中南区调研，原本是一趟考察钢铁、有色金属生产的行程，却因为一句不经意的问话，重新牵出了二十五年前的一段生死之交。
稍作休整后，一行人来到武钢工程现场。轰鸣声中，毛主席转身对身旁的湖北负责人说：“钨砂外贸那事，后来怎么样了？王盛荣同志现在在哪儿？”一句轻描淡写，让随行干部面面相觑，他们竟一时叫不出这位老革命的去向。几小时后，调查材料送到了主席的案头——王盛荣，时任汉阳轧钢厂筹建处副主任，技术员待遇，党籍尚未恢复。
资料列得清楚：王盛荣1907年生于江西信丰，童工出身，1927年入党；1930年回国任共青团沪西区委副书记；曾在1932年冬夜于赣南击退突袭队，护送毛泽东脱险；1952年因“擅自处理一千吨钨砂”被定性为“贪污”，撤职降级。毛主席放下卷宗，沉吟片刻，开门见山：“事情细节谁最清楚？”在场的老武汉行家张瑞庭回道：“周总理当时直接负责出口工作，应该最明白。”
事实上，1952年的调查，很多老同志都摇头：当年临危受命去香港处理钨砂的是王盛荣，他用那批库存换来了急需设备和汽车，甚至自掏路费。账目公开，可由于审批链条缺位，文件最终给他扣了“私售国货”的帽子。这种解释在反贪风声鹤唳的年代不具分量，王盛荣于是被一纸令调到地方企业，连党籍也被停。
“他要真想贪，当年在上海运钱就动手了。”档案里那段“3.5万美元安全送抵”的旧事件再度映入众人眼帘。1933年春，中央三度派款赴沪，两笔被截留，第三区区队长王盛荣护送第三笔巨款突围，经过虹口巡捕房、公共租界巡逻队七次盘查，硬是分文不少交给了党中央上海局。那个上海，夜里开口说话都得压低嗓子，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硬生生撑住了整座城市的地下网络。事后张闻天只留下一句评语：“此人可靠。”而王盛荣却没在意，他自己说：“工人出身，见钱的机会多，倘若心里变色，革命就完了。”
时间再往前推，1932年11月，赣南秋凉。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被临时解除职务，在寻乌、信丰一带搞调查。国民党剿总突袭信丰下径村，枪声四起，毛泽东身边仅剩几名警卫。恰在此时，王盛荣带队赶到，他把毛泽东塞进谷仓暗格，自己领着弟兄佯装主力，连夜掩护转移。第二天清晨，王盛荣才对毛泽东说：“主席，天亮了，该走了。”那一刻几乎没人言语，寒风割面，只有破门板摩擦声。此后多年，两人极少提起这段经历，但不提不等于忘记。
将往事串起后，毛主席当晚在武昌宾馆召集湖北省委、省人委负责人。他先问一句：“王盛荣多大年纪？”“五十。”然后缓声道：“身体还硬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抬手：“汉阳轧钢厂要上马冶炼设备，需要经验，他来负责最合适。冶金工业厅副厅长，享副省级待遇，党籍恢复。”此令一出，会场安静了数秒，随后便去办手续。
王盛荣接到电话，先是愣住。电话那头的同志提醒他：“主席点了名。”他沉默许久，只说两句：“我在厂房。钢水不等人。”
第二天，他换掉油渍工作服赴省城。批文写明：即日起，王盛荣任湖北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分管选矿、冶炼、外贸。待遇参照副省级，党籍恢复，党龄连续计算。批文送到厂里，工人们瞅着那个瘦高个子，手还沾着氧化铁的红印，议论半晌，才发现他就是“老王”，那个天天跟他们蹲炉台的人。
有人问他：“老王，你不是被‘贪污’了吗？”王盛荣笑笑，拍了拍对方肩膀：“事情总要说得清，先把钢炼好，别耽误工期。”
几年后，汉阳轧钢厂的1300毫米轧机投产，年产量突破设计指标。技术归口文件上，审签栏里出现了“王盛荣”三个字，笔迹清瘦却稳。外人或许只看到一个冤案得雪，厂里工人却更在意另一件小事：批文下达第三天，王盛荣仍旧住在车间简易宿舍，跟倒班技工一起打地铺。有人劝他搬行政楼，他摆手：“夜里炉子出问题，走路得耽搁几分钟，不划算。”语气平淡，好像“副省级待遇”跟他毫无关系。
1957年的武汉调研就此留下一个插曲。毛主席结束行程时登船东下，到船头回望汉阳厂区，新炉火映红夜空。陪同人员没有再提王盛荣的事，因为决定已经生效，字已经落笔，剩下的只有干活出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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