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的名字，当年在崇明岛可谓闻之色变。自1939年底他被调至当地宪兵队起，搜捕、拷打、沉江，“大汤馄饨”是他挂在嘴边的残忍玩笑。黄乾亨、刘伯雄、二十多名游击队员成了长江水下的冤魂，连日本宪兵里亦有人暗骂他“毒辣过头”。抗战胜利后，崇明百姓涌上县署揭发，当局才将他押回上海。
理论上，国防部新设的战犯拘留所戒备森严：警戒电网、哨兵三班倒。但经费短缺、人心涣散，士兵常借口凛冽北风溜进厨房围炉取暖。中野观察半年，摸清了哨兵换岗的空隙，这才有胆量借上厕所之名开溜。一墙之隔，是灯火阑珊的上海滩；另一端，则是摆在前头的枪口。趁夜，他先摸到办公房，抄起桌上的帽子遮面，再攀破墙而出。
逃出生天，不等于安全。短短几小时内，上海警五处已接到通报，路口贴满画像；蒋介石震怒，归咎贪渎，命令限期捉拿。可上海滩街巷纵横，水陆相通，要找一个熟悉方言、行踪飘忽的日本人，并不容易。何况中野自有伪装。他先在南京路典当西装，换了件灰色长衫和破毡帽，把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口袋里只剩几张皱巴巴的法币与两包阿司匹林粉。他给自己取了个广东化名“王寿章”，装作南下无家可归的小贩。
他白日混在车夫堆里，帮人推桥头车。苏州河的乍浦路桥倾斜度大，车夫们最怕空返，摇铃呼救时总有人跑上前推一把。推一趟收三五百块旧币，够买一碗阳春面。夜里，他缩在三角地的小菜场，与流浪汉挤在一起。有人问起，他答得极快：“岭南客，逃荒的。”
十几天后，风声似乎渐缓。他想往嘉定投奔昔日一名做洋行买卖的日本友人，盘算借其关系偷渡出海。途经昆山站时，他的咳嗽越来越重，只得买下几包白色药粉充作止痛。到了嘉定，却没料城门口警戒森严，查证件如临大敌。中野支支吾吾拿不出身份证，被当成携“白粉”的嫌犯拘去。嘉定警察哪见过日语口音的广东话，只觉此人古怪，连夜上报，旋即押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
这段插曲竟成了“金蝉脱壳”的第二幕。司令部联系繁忙，案卷一摞又一摞，谁也没把这名“小贩”与越狱战犯联系起来。验药报告认定粉末确为阿司匹林，法官草草一判：“无罪开释”。中野在囚笼里待了四十余天，又一次踏出牢门，不慌不忙回到乍浦路桥——那是一片他最熟悉也最混乱的角落。
警戒却未松懈。搜捕小组会同便衣持续摸排，逐条街、逐座桥筛。一个侦探在桥北头买糕团，留意到一名矮个“车推佬”，眉骨凸起、眼窝稍深，拿钱找零时手法利索，却拌了句半生不熟的上海话：“现在大——饼要三千块一只啦！”拖长的“大”字极不地道，侦探示意同伴跟上，暗中比对相片，八成就是目标。
1948年2月28日上午，车子推至桥心，便衣忽地反抓其腕关节，低喝一声：“中野！”男子面色煞白，几乎当场瘫软，挣扎片刻无果，被铐上警车。此刻，距离越狱整整七十六天。
为防再出纰漏，警局不用江湾旧狱，直接押往提篮桥。那座监仓自清末沿用，八道铁门，日夜电灯常明。3月初，上海军事法庭开庭。中野一上来便投诉饭食难以下咽，要求添五只大饼。审判长淡淡点头，却毫不迟疑翻出厚厚卷宗——黄乾亨的供词、群众证言、宪兵队缴获的日记本，一页页摆在被告面前。问及“崇明大屠杀”二百余口沉江始末，中野先推给上司大庭早志，再甩给部下。辩护律师勉强提出“受命行事”论点，却被法庭以《战时违害人道罪条例》驳回。
另一个细节耐人寻味。检方播放录音，记录中野当年训话：“要让这些支那人开口前先尝‘大汤馄饨’，否则全部丢江里喂鱼。”此言激起公愤，旁听席爆发低声谩骂。连同大庭早志，两人当庭被判死刑。
消息传至崇明，渡船口鞭炮声四起。居民代表请求将犯人解回岛上，让死者亲属当面质问。考虑安全，法庭拒绝，但保证公开处决。4月8日清晨，提篮桥内，行刑宪兵检查枪机。押出时，两个日本人故作镇定，高唱君之代。走到刑场，刮起江边春寒的东风。检察官宣读判决，例行询问最后陈述。中野依旧嘴硬：“愿我之死促中日友好。”话音未落，枪声撕破空气。子弹穿胸，他踉跄数步仆倒，补枪结束其命。大庭早志平日自恃军官，此刻却吓得失声，亦难逃一弹。
中野久勇越狱、逃亡、再被捕的全过程不过四个月，却把国民党治安空隙曝露无遗：看守溜岗、电网失效、身份甄别混乱。媒体评论称，“若非崇明民怨沸腾，恐又要逃脱法网”。案件的收尾，终于让受害者家属稍得慰藉，也给战后上海留下一桩血的警示——任何制度漏洞，都会为恶人提供缝隙；而一旦放纵，迟来的正义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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