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江苏省绿色金融高端智库）
摘要
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深入推进，如何通过环境政策设计激发区域绿色创新活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GTI）的区域不平等及其受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发现，GTI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中西部明显滞后；2007至2020年GTI持续增长，但2020年后出现下降，东部和经济发达地区降幅更快。环境规制对GTI的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规制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人口较少地区则显著促进GTI。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增加环保投资和促进研发投入三条路径推动绿色创新，产业集聚未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此外，经济发展水平、人才规模和财政收入与GTI正相关，工业占比高则抑制创新。研究强调，环境规制既可激励也可抑制绿色创新，效果取决于区域社会经济条件，因此应实施差异化环境政策，加强欠发达地区的能力建设与跨区域合作，以促进绿色创新的均衡与包容发展。
研究背景
GTI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手段。全球范围内，从欧盟到美国，许多经济体已将GTI纳入核心政策议程，以实现碳中和目标并提升绿色产业竞争力。中国在从资源密集型增长向高质量、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也将GTI置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前沿，纳入“十四五”规划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然而，尽管国家层面取得了进展，中国各省份之间的绿色创新水平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以广东、江苏、浙江为代表的东部沿海省份凭借先进的基础设施、强大的研发能力和开放的经济成为绿色创新的领跑者，而中西部许多省份则因资本有限、创新生态薄弱、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而面临结构性障碍。这种不均衡的空间分布不仅阻碍了全国的绿色转型，还加剧了区域不平等与社会不公。
在此背景下，理解导致GTI区域差异的关键驱动因素，对于设计更有效和包容的创新政策至关重要。现有文献指出了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和制度质量等多个影响因素，其中环境规制的作用尤为关键且复杂。一方面，基于“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对企业施加压力，迫使其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并改善环境绩效，从而刺激创新；另一方面，过于僵化或设计不当的规制可能增加合规成本，挤占创新投资。尽管已有大量研究探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但实证结论不一，且鲜有研究考察不同强度和形式的环境规制如何与地方经济、制度条件相互作用，从而塑造区域绿色创新结果。此外，创新活动和规制效应跨省扩散的空间维度也尚未得到充分探索。因此，该研究旨在通过全面分析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不平等及其关键驱动因素，特别是环境规制的差异化作用，填补上述研究空白。
研究贡献
1.本研究从省级层面分析绿色技术创新，超越了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层面的研究视角，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区域间绿色创新的差异格局。
2.研究提供了空间显式的视角，阐明如何优化环境规制以缓解区域、经济和人口方面的创新结果不平等，为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提供了空间依据。
3.通过中介效应模型，识别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创新的三条关键路径——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增加环保投资、促进研发投入，并发现产业集聚并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作用，深化了对作用机理的理解。
4.采用三维核密度估计方法，直观刻画了2007—2023年间绿色创新分布的动态演化，发现了2020年后的普遍下降趋势以及领先地区下降更快的“逆转”现象，为后续研究提出了新的经验事实。
研究结果
1.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特征
图1展示了2007至2023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总体时间演化趋势。过去17年间，绿色创新呈现波动上升的态势。从2007年到2020年，绿色专利申请书数量持续稳定增长，2020年达到峰值11982.30件。但2020年以后开始出现下降。与2007年相比，2023年的区域绿色创新水平仍增长了900.11%。各省份平均值为5524.49件，其中青海省最低（261.76件），江苏省最高（24563.88件）。区域内部差距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东部及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省份的内部差距呈上升趋势，而西部及欠发达、人口较少省份则呈下降趋势。
图2展示了不同情景下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趋势对比。按区域划分，东部地区绿色创新水平最高但2020年后下降最快，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且下降最平缓；按经济发展水平划分，经济发达地区绿色创新水平远高于欠发达地区，但2020年后降幅也更陡峭；按人口规模划分，人口稠密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显著高于人口较少地区，但同样在2020年后经历了更快速的下降。这表明原本领先的地区正面临更严峻的维持创新增长的挑战，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及人口较少地区仍可能存在未开发的创新潜力。
图3进一步细化了绿色创新水平的时间序列变化。从2007年至2023年，全国平均绿色创新水平在2016年后持续高于总体均值，反映出绿色发展战略的强化。各省份中，排名前五的江苏、广东、北京、浙江、山东贡献了绝大部分创新产出，而排名后五位的青海、海南、宁夏、新疆、甘肃则远远落后，70%的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凸显了区域间的巨大差距。
图4从左至右展示了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划分的绿色创新集聚特征。结果显示，东部、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的创新集聚程度明显更高，而西部、经济欠发达和人口较少地区的集聚程度较低。
2.环境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2展示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环境规制（ER）的系数为0.62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水平。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X1）、人才规模（X3）和财政收入水平（X5）均与绿色创新显著正相关；而工业结构（X2）与绿色创新呈负相关但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X4）和市场化水平（X6）也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图5直观展示了基准回归中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关系。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绿色创新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印证了表2中环境规制系数显著为正的回归结果。该图从可视化角度支持了“环境规制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的核心结论。
3.不同情景下环境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1）各地区环境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3展示了分区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203，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中部地区系数为0.55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西部地区系数为0.75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而在东部地区则无显著影响。
图6展示了分区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可视化对比。图中直观呈现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的环境规制系数及其显著性差异，进一步印证了表3的回归结果：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正向作用明显，而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2）环境法规对经济发展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经济发达地区，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232，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66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但在经济发达地区则无显著影响。
图7展示了按经济发展水平分组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可视化对比。图中直观呈现了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环境规制系数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表4的回归结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规制正向作用明显，而经济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3）按人口规模划分的环境法规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表5展示了按人口规模分组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在人口稠密地区，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346，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人口较少地区，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615，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在人口较少地区能够有效促进绿色创新，但在人口稠密地区则无显著影响。
图8展示了按人口规模分组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可视化对比。图中直观呈现了人口稠密地区与人口较少地区环境规制系数的差异，进一步印证了表5的回归结果：人口较少地区的环境规制正向作用明显，而人口稠密地区的影响不显著。
4.机制检验
表6展示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中介机制检验结果。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清洁能源消费结构（M1）的系数为0.021，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对环保投资（M2）的系数为0.177，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产业集聚（M3）的系数为0.004，不显著；对研发投入（M4）的系数为0.17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增加环保投资和促进研发投入三条路径推动绿色创新，而产业集聚未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
5.稳健性检验
表7展示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列（1）和列（2）采用绿色专利授权数替代绿色专利申请数作为因变量，环境规制的系数分别为2.086和0.516，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列（3）和列（4）剔除2019年及以后的样本数据，环境规制的系数分别为2.231和0.280，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6.内生性检验
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采用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第一阶段结果显示，滞后环境规制（L.ER）的系数为0.550，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第二阶段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的系数为0.77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Wald检验和AR检验均通过，表明工具变量有效且不存在弱识别问题。结果再次确认了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因果关系。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7—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研究方法，系统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区域不平等特征及环境规制对其影响的异质性。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平等，东部沿海和经济发达省份的绿色创新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及欠发达地区，70%的省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2020年后绿色创新水平普遍下降，其中东部、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降幅更快。（3）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东部、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无显著影响，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人口较少地区则显著促进绿色创新。（4）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提升清洁能源消费比例、增加环保投资和促进研发投入三条路径推动绿色创新。（5）环境规制的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适度规制可激励创新，但过于严苛或设计不当可能产生挤出效应。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实施差异化环境政策。在东部等发达地区可采用更严格的规制鼓励持续升级；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应以补贴、税收优惠、技术指导等支持性政策配合规制压力。第二，加强欠发达地区创新能力建设。投资研发基础设施，促进产学研合作，发展绿色产业集群。第三，促进跨区域合作。中央政府应搭建共享平台、创新网络和知识交流项目，推动绿色技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扩散。第四，提升治理能力。在欠发达地区加强行政能力建设、人力资本培养和制度信任，包括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培训项目和透明评估机制。第五，将绿色创新嵌入区域发展规划，确保环境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协调一致。
南京林业大学
数字林业与绿色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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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俞润生
审核：翟 郡
排版：桑红斌
文献推荐人：桑红斌
参考文献：Meihan Liu, Jingjie Zhao, Yi Zhao, Ruilian Zhang. Regional and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green innovation[J].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2026, 119:108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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