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从2月28日美以突袭伊朗至今，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40余天。当前，美伊已同意暂时停火，并于巴基斯坦开启和谈。

这场冲突，既是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矛盾激化的集中表现，也是观察美国霸权走势及其内外困境的重要契机。表面上，这场冲突缘起于伊核问题和安全争端，实质上则根植于美国长期在中东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深层逻辑，反映出其对地区主导权、能源通道和战略资源控制权的一贯立场。战事发展至今，不仅没有巩固美国霸权，反而进一步暴露出其国家能力透支、国际信誉流失和国内治理失衡等深层危机。深入剖析这场冲突的历史根源、现实动因及其长远影响，有助于认清美国中东政策的霸权本质，同时更好把握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地区局势演变的内在规律。事实表明，依靠武力维系霸权、通过冲突强化掌控，终究不得人心，也难以为继。

一、美国的中东霸权

美以伊冲突并非孤立偶发的军事事件，而是美国长期在中东谋求霸权与地区国家反对霸权之矛盾的集中体现。梳理美国中东霸权从形成、扩张到固化的历史过程，特别是美以特殊关系的强化以及美伊关系由盟友转向对手的演变，有助于把握此次冲突爆发的历史背景和结构性根源。

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法国殖民体系衰落，美国依托其全球优势地位全面介入中东事务，并逐步将这一地区纳入其全球战略版图。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美国以遏制战略加速向欧亚腹地扩展；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 47/2号文件，明确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问题纳入美国国家安全考量，中东自此更深地嵌入美国主导的冷战战略框架。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英法在中东的传统主导地位明显衰退，美国则凭借经济、军事和政治优势逐步上升为西方在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外部力量。冷战时期，美国通过军事基地、盟友网络、军援体系、能源控制和石油美元体系不断强化对中东的支配。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中东一度处于“一家独大”地位。特别是“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借反恐之名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试图通过军事颠覆和制度移植重塑地区秩序，把中东塑造为美国主导下的所谓“民主样板”。然而事实证明，这种以武力推进霸权扩张的做法，不仅没有带来持久稳定，反而激发更加剧烈的地区动荡，地区反美情绪和反霸权力量也不断增长。

美国能够长期主导中东，一个关键要素在于其不断强化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并将以色列打造为其地区战略支点。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美以关系虽有起伏，但总体上不断加深。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美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以色列在遏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牵制苏联影响和维护西方利益方面的重要价值。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美国一方面加大对以色列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支持，另一方面通过“穿梭外交”主导地区政治进程，进一步巩固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1981年，美以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双方战略协作制度化；1987年，以色列又获得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美以同盟进一步固化。对美国而言，以色列既是前沿支点，也是地区抓手；对以色列而言，美国则是其安全依托和战略后盾。正是这种深度绑定，使美国得以借助以色列扩大地区影响、塑造地区秩序，但也使其越来越难以摆脱以色列安全议程的牵引。特朗普政府2025年12月出台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要求相对降低中东优先级、减少战略投入；但美以结构性捆绑却把美国重新拖入其本欲收缩、回避的地区冲突之中。

如果说以色列是美国中东霸权的重要支点，那么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则一度是其另一重要支柱。伊朗地处西亚要冲，南濒波斯湾和阿曼湾，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既是地区性大国，又具有突出的能源和地缘战略价值。巴列维时期的伊朗长期被美国视为“海湾宪兵”，承担遏制苏联、平衡地区力量和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功能。然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推翻亲美王朝后，伊朗由美国霸权体系中的关键依托迅速转变为地区重要的反霸权力量。同年爆发的美国驻伊使馆人质危机，标志着美伊关系公开决裂。此后，伊朗不仅拒绝接受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还逐步通过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盟友、也门胡塞武装等构建起“抵抗之弧”地区网络，从多个战略方向挑战美国的地区主导权。伊朗角色的这一历史性逆转，不仅导致美国中东霸权失去了一根关键支柱，也由此形成一个延续至今的长期战略对手。当前美以伊冲突的持续升级，正是这一历史矛盾长期积累、集中爆发的结果。

二、美国挑起冲突的深层逻辑

美以对伊朗发动的这场全面军事打击，官方理由是消除伊朗核威胁，实则折射出一个衰落霸权在战略焦虑下的多重算计：一是通过战争直接掠夺伊朗丰富的油气资源，攫取经济红利；二是在地缘层面重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咽喉，护持美国的中东霸权；三是以色列及其在美国国内强大的游说集团持续推动，最终促使美国政府为以色列战略议程“背书”而深度卷入冲突。

首先，对伊朗石油资源的赤裸掠夺是驱动这场战争最直接的经济动机。美国发动战争并非为了虚无缥缈的“民主”或“人权”价值观，而是瞄准伊朗巨量的油气资源。3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表示：“老实说，我最想做的就是夺走伊朗的石油。”他还将此与在委内瑞拉的掠夺行为相提并论，明确表示美军可能占领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公开宣扬“胜利者应该获得战利品”的强权政治逻辑。4月6日，特朗普在白宫公开表示：“如果全凭我做主，我会拿走石油。把石油牢牢握在手里，并借此赚取巨额财富”。从公开表态到军事部署，美国通过这场战争掠夺伊朗资源、攫取经济红利的意图早已毫不遮掩、暴露无遗。

其次，从地缘战略层面看，美国意在通过战争掌控全球能源与战略通道，重塑并护持其摇摇欲坠的中东霸权。伊朗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既是全球油气资源大国，又扼守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能源贸易的咽喉。美国如果通过战争重新掌控伊朗，则有可能实现对海湾能源阀门的历史性闭环：海合会六国早已是美国地区霸权的组成部分，伊拉克石油在美军占领后也落入美国主导之下，一旦伊朗“回归”，整个海湾的油气资源都将可能被纳入美国霸权版图。美国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强行改变地区力量平衡，本质上是霸权主义的再次扩张。美国不仅想掠夺资源，更想从根本上消除任何挑战其地区主导地位的力量。这种基于霸权逻辑的军事冒险显然严重侵犯了包括伊朗在内的地区国家的主权。对此，王毅外长的表态掷地有声：“主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石。我们主张，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不容侵犯。”

最后，以色列及其在美国国内强大的游说集团，是这场战争不可或缺的“催化剂”。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以色列长期将伊朗视为“生存威胁”。内塔尼亚胡政府认定当前伊朗已因长期制裁而深陷经济不振、社会动荡的困境，同时又适逢“以色列在白宫里曾拥有过的最伟大朋友”主政美国，因此正是一劳永逸消除伊朗“威胁”的战略机遇，“这一力量联盟使我们能够去做一件我40年来一直渴望做的事：狠狠打击（伊朗）这个恐怖政权。”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势力强大的亲以色列利益集团也同步展开了全方位游说。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在其合著《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中指出，以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为核心的亲以色列游说集团，并非一个有统一指挥的密谋集团，而是一个“积极推动美国对外政策朝亲以色列方向转动”的强大利益联盟。该联盟最成功之处，在于使大量美国人相信美国与以色列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尤其在伊朗问题上，该书明确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对伊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历届以色列政府的意愿影响”，而任何可能促成美伊缓和的努力，也屡屡遭到以色列及其美国支持者的阻滞。这一判断，对于理解今天美国对伊政策的形成机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本轮冲突爆发后，美国国内围绕伊朗是否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争论，同样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盟友牵引和内部施压机制的存在。3月17日，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因反对对伊动武而辞职，成为特朗普政府内首位因此事离职的高级官员。根据公开报道，肯特在辞职信中明确写道，伊朗并未对美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很明显是迫于以色列及其在美强大游说集团的压力而发动的”。与此同时，多名民主党议员在听取政府简报后也表示，并未看到足以证明伊朗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信息。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发动，与其说是出于对伊朗即时威胁的被动反应，不如说是美国在盟友战略牵引、国内游说压力和霸权焦虑共同作用下作出的主动升级。

综上，美国原本试图借助以色列延续对伊遏制，以较低成本维持其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却在盟友战略牵引和国内亲以游说压力双重作用下，更深地卷入一场既难以速胜、又难以收场的战略冒险。其直接目标看似是削弱伊朗，深层目标则是维护美国在中东的霸权；但这恰恰说明，美国在中东扮演的角色绝非其自诩的“安全供给者”“秩序维护者”，而是冲突制造者、秩序破坏者。

三、对美国霸权的长远影响

战前，特朗普反复宣称“史诗怒火”行动将“速战速决”，美军将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但战争延宕至今，不仅没有实现其所标榜的“速胜”目标，反而使美国霸权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加速暴露出来，并从国家能力、国际信誉和国内治理三个层面进一步削弱其霸权的根基。

其一，战争暴露了美国霸权体系日益突出的能力透支和工业短板。战事集中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和持续作战能力的突出短板。4月1日，特朗普在全国电视讲话中高调宣称，美军正在“系统性摧毁”伊朗军事能力，伊朗海军已被“彻底摧毁”，其空军、导弹和核项目也遭到“重创”，并声称美国核心战略目标“接近完成”。但此后战事发展清晰表明，美方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反而在战事延长和消耗加剧中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战争不仅是火力较量，更是工业基础、补给能力和战略韧性的综合检验；而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国防工业萎缩以及高端军工“少批量、高成本、长周期”的结构性弊端，决定了其难以长期支撑大规模消耗战。这再次说明，迷信武力、滥施武力，并不能证明真正强大，反而会放大战略误判、透支霸权资源。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动辄使用武力并不能证明自己的强大。”

其二，战争进一步加速了美国国际信誉的流失。美以在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于谈判进程中悍然对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致其最高领导人和多名高层军政官员身亡，严重冲击《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面对美国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倡议，英、法、德、意、西等北约成员均明确拒绝或消极应对。英国甚至直接绕开美国，另行召集多国就海峡通行问题开展协调。这表明，美国既未能凭借武力重塑地区秩序，也未能借助同盟体系整合国际支持，其单边冒进不仅削弱其国际战略信誉，也动摇了其在西方阵营内部的领导权威。4月7日，特朗普再次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并公然以“整个文明今晚都将灭亡”相威胁，则进一步暴露其行为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本质。然而，美方在一系列极限施压和军事打击后，仍不得不转向以停火换取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安排。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对伊政策已陷入政治失道、外交失信、战略失衡的多重困境。

其三，战争进一步激化了美国国内的深层矛盾。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恶化正不断推高国际油价和美国国内汽油价格，战争成本迅速向民生领域传导，加剧了美国社会焦虑和经济悲观预期。多项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反对特朗普政府当前对伊军事行动，更强烈反对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这表明，越来越多美国民众并不认同以霸权逻辑处理国际危机，更不愿为单边冒险和战略误判长期埋单。战事非但没有增强美国内部凝聚力，反而进一步暴露出其政治极化、社会撕裂、财政吃紧和治理失灵的深层病灶。事实说明，美国霸权的真正危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在所谓“敌人”的挑战，而在其自身制度失灵、战略失衡和民意流失。正如王毅外长所指出的，大国理应守公道、行正道，多为中东和平发展贡献正能量。中国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立场，主张尊重主权、反对滥用武力、坚持政治解决，推动停火止战、重回对话谈判轨道。世界不需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制造动荡冲突，而需要坚持政治解决、维护共同安全、推动地区持久和平的正义力量。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指出，伊朗战事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对伊朗发动武力袭击。我们希望各方能够以达成临时停火安排为契机，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平息战火。各方都应当拿出诚意，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

（本文系202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研究议程与标识性概念研究（25JD710023）”的中期成果。）

审核：李小华、戚易斌、卫芸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