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壤少年宫门口，我见过一群朝鲜孩子。他们穿着统一的表演服，脸蛋涂着胭脂，笑容标准得像从模具里刻出来的。门口停着几辆奔驰车，司机穿着深色西装，毕恭毕敬地等着接他们回家。
导游说，这些孩子都是“朝鲜的未来”。我看得出来——她们皮肤白皙，牙齿整齐，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她们不缺文具，不缺零食，甚至不缺进口水果。我们团里有人掏出巧克力想送给她们，带队老师微笑着拒绝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礼貌的傲慢：谢谢，我们不需要。
可几天后，在开城郊外的一个村庄，我见到了另一群朝鲜孩子。
一个眼神，把我钉在原地
大巴在路边临时停靠，让乘客下车活动。路旁是一片旱田，田埂上蹲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大概五六岁。男孩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腿上糊着干了的泥巴。女孩穿着一件明显大了几号的外套，袖子挽了好几道，露出一截细得像干柴的手腕。
他们看见大巴停下来，看见车门打开，走下来一群穿着鲜艳、举着相机的外国人。男孩先是一愣，然后猛地站起来，拉着女孩往后退了几步。女孩躲在他身后，只露出半张脸。
他们没有跑开，也没有笑。就那么站着，死死地盯着我们。
那眼神不是好奇，不是害羞。是警惕。是那种从没出过远门、却被告知“外面的人很危险”的孩子才会有的眼神。像小动物在树林里看见人类，本能地想逃，又忍不住想看。
我蹲下来，从包里拿出一包饼干，朝他们晃了晃。男孩没有动，女孩把脸藏得更深了。我往前走了两步，男孩突然转身，拉着女孩跑了。他们跑得飞快，光脚踩在碎石路上，啪嗒啪嗒，溅起一小片尘土。跑到一堵矮墙后面，两个人只露出半个脑袋，继续盯着我。
那一刻，我心里堵得厉害。
在少年宫，那些“白富美”孩子不需要我的饼干。她们有奔驰接送，有最好的营养配餐，有专门老师教她们弹琴跳舞。她们站在聚光灯下，面对成百上千的外国游客，笑得自信而骄傲。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农村，这两个孩子可能连饼干都没吃过几回。他们不会说“你好”或者“hello”，不知道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的国家，更不知道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袋里装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妈妈说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不要接陌生人的东西。
同样的年纪，同样的国家，不同的命。
导游告诉我们，平壤的孩子是全国最幸福的。可她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平壤的孩子才“幸福”。那些在田埂上光脚跑的孩子，难道不是朝鲜人吗？
“他们怕我们”
后来，我和导游小金混熟了，私下问她：“为什么农村的孩子看到我们，像看到鬼一样？”
小金沉默了很久，说：“他们……没怎么见过外国人。有些地方，上面会交代，不要跟外国人接触，不要说话，不要收东西。他们不是怕你们，是怕……犯了错。”
她没有说“怕什么”，但我懂了。在朝鲜，跟外国人接触不是小事。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收了一包外国饼干，被举报了，全家都要受牵连。所以他们躲，不是不想亲近，是不敢。他们的眼神里有好奇，有渴望，但更多的，是恐惧。
而平壤那些少年宫的孩子，就不怕。因为他们是被选出来的。他们的父母不是干部就是外交官，或者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人。他们接触外国人，是被允许的，甚至是被鼓励的。他们代表的是朝鲜的“门面”，而农村孩子，连站在门边的资格都没有。
不公，从童年就开始了
在朝鲜，一个孩子的命运，从出生那一刻就写好了。生在平壤，还是生在农村，决定了你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上学，能不能见世面，甚至能不能正眼看一个外国人。
那些光脚跑掉的孩子，他们长大后，可能会被分配去工厂、去矿山、去农场。他们一辈子都不会说中文，不会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他们只会记得，小时候有一群奇怪的外国人，蹲下来想给他们饼干，而妈妈说过——不能拿。
我们带着糖果和善意去朝鲜，以为能给孩子们一点甜。可我们忘了，有些孩子的世界里，连“甜”都是被禁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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