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游，一游千年|北京市|春游|海棠花|踏春|陶然亭|颐和园

4月5日，北京，法源寺内丁香盛放。视觉中国供图

从居庸关的“山桃接力杏花”到北海的“荡起双桨”，从陶然亭的海棠到法源寺的丁香，4月的北京铺满春色。春天之于北京，不仅是花草树木与鸟兽鱼虫的萌动，更有一种刻在城市基因里的春游传统：从金代帝王的春水捺钵，到明代士人的高梁桥游春，从清代文人的陶然亭雅集，到民国市民的中央公园踏青——春游从来不只是“出门看春”，而是北京文化传承与融合的隐秘脉络。

早在辽代，北京作为陪都，便已有了春猎之风。至金代定都于此，女真人的“春水捺钵”真正奠定了都城春游格局。春水捺钵源自游牧传统，非仅游猎之娱，而是兼具军事演练、祭祀祈福与朝政理政的国家礼制。

金代帝王率百官驻跸万宁宫、建春宫、玉泉山、香山，白日校场骑射、水边宴饮赋诗，夜晚批阅奏章，将游牧民族的游猎习俗与中原王朝的郊祀礼制融合，奠定北京春游“家国同春”的基调。翰林修撰赵秉文的《扈从行》“年年扈从春水行，裁染春山波漾绿”，便生动记录了彼时的盛况。

元代皇家春游承袭金制又具特色，御苑春色为皇室独享。元大都的柳林行宫与南海子是重要活动场所，每年农历三月，元帝会前往柳林春猎。南海子有两处标志性设施：一是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下令筑造的晾鹰台，供皇帝观猎、海东青休憩；二是幄殿，为皇室休息宴饮之所，融合蒙古毡帐机动性与汉地宫殿规制。“游皇城”是元代皇家春游的特色活动，至元七年（1270），帝师八思巴向元世祖忽必烈进言，设白伞盖护国安邦，忽必烈采纳后，定每年农历二月十五日（花朝节）举行游皇城仪式，融合汉地岁时习俗，成为春季盛事。

4月8日，北京市陶然亭公园，20余种、500余盆海棠精品盆景，配合30余种、3000余株地栽海棠，让游客在一步一景中体验春日游园氛围。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孔斯琪/摄

明代北京春游，以高梁桥为一大胜地。《帝京景物略》记载，清明前后，西直门外十余里官道游人如织，官宦乘车簪花、文人骑驴携酒、百姓结伴踏青，夹岸垂柳、酒肆茶棚相映成趣。此外，如柳浪庄、满井、金鱼池等地，皆是游春的好去处，野餐、秋千、赏泉成为民间春日标配。

明代春游又与皇家“籍田礼”呼应。仲春时节，皇帝赴先农坛亲耕，以“三推礼”祈求风调雨顺，开启全年农时。帝王亲耕的仪式感，带动全城游春热潮，扫墓祭祖与踏青宴饮融为一体，“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成为明代北京春游的独特图景。文人雅士则偏爱西山清幽，以文会友、赋诗作画，文徵明、袁宏道等名家留下大量咏春诗文，将自然春色升华为文学艺术，让春游成为文人精神寄托的载体。

清代北京春游，在承袭明代民俗的基础上，更添风华。清代康熙年间，孔尚任等文人创作的《燕九竹枝词》90首，以鲜活笔触记录了燕九节（当时流行于北京的道教节日——编者注）的盛景，展现了京城“全民春游”的地域景色。百姓们在白云观前的空地上，或摸石猴，或看杂耍，或买小吃，不分民族，不分贵贱。乾隆帝御定“燕京八景”，其中“琼岛春阴”立碑北海，既颂春色之美，更寄寓重农恤民的理念。

清末民初是北京春游的关键转型期，随着西方公园理念传入，皇家禁苑、坛庙逐步向公众开放。1914年，社稷坛改建为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成为北京第一座近代公园，彻底改变了春游的空间格局。昔日仅供皇权享用的园林，变成市民休闲、社交的公共场所，茶座、游艺、展览等新式活动融入春游，让传统踏春有了现代都市气息。

陶然亭是这一转型的缩影。它始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创建，取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的诗意命名。最初，陶然亭只是官僚文人的雅集之所——据《藤阴杂记》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8），陶然亭曾举办“五老齿会”，轰动京城；道光年间，又有“江亭展禊”，仿王羲之兰亭修禊，多人仿《兰亭序》图文记录此次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