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左右，深圳华强北冒出了上万家手机作坊，三个人就能开厂、几百元就能造手机。2007年，仅深圳一地的山寨机年产量就飙到1.5亿部，占据了国内手机市场的半壁江山。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正是一家做DVD芯片起家的台湾公司——联发科。
老话说得好：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
2004年，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带着一套叫“Turnkey”的手机芯片方案正式杀进大陆市场。这套方案有多神奇？把摄像头、MP3、触摸屏等所有流行功能全部集成在一块芯片上，任何想做手机的企业，买回去加个外壳和电池，一部手机就造出来了。在此之前，大陆企业想造手机，至少要两亿资金门槛，还得养一支技术团队。联发科一出手，手机产业直接从高科技变成了“劳动密集型”——三个人、一个小场地，就能开手机厂：一个对接联发科拿方案，一个找代工厂组装，一个负责卖货
华强北的疯狂：三个人开厂，三天出高仿
深圳华强北瞬间炸了锅。短短一年间，郊区冒出了上万家手机作坊，上规模的有三四千家，十个人里五个做手机、五个做配件。一通电话，做模具的、印电路板的、搞包装的就能上门服务。联发科的销售还免费帮客户培训工程师，芯片更新换代也白送。
造出来的手机便宜得离谱——当时诺基亚、摩托罗拉一部手机动辄三四千块，山寨机一出手就是几百元。更绝的是，品牌手机研发一款新品动辄一年，山寨机三天就能把一模一样的高仿机摆上柜台。2005年，山寨机就吃掉了国内手机市场10%的份额。国产正规品牌哀鸿遍野：夏新亏1.35亿，TCL亏4.6亿港元，波导亏2.8亿，海尔亏1.39亿。
到2007年，联发科彻底封神。
一年出货1.5亿颗手机芯片，全球市占率冲上第三，在中国大陆更是拿下90%的市场份额，市值飙到6000亿新台币，成为台湾“股王”。蔡明介因此落了个“山寨机之父”的外号——有人说他填平了手机制造的门槛，让穷人也能用上手机；也有人说他毁了行业创新，把整个产业拉低到拼装的水平。
但联发科的故事并没有停在“山寨机之父”上。智能机时代来临后，它从低端做起，一点点往高端爬。如今的天玑系列旗舰芯片，跑分突破410万分，vivo X300系列全球首发搭载，从芯片立项阶段就深度参与。那个当年靠“交钥匙”喂饱了华强北的联发科，已经用同样的模式逻辑——只不过这次是卖给正规品牌——完成了从草根到高端的蜕变。
所以说，联发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把复杂的东西做成白菜价，然后卖到全世界。当年是山寨机，现在是国产旗舰，道理没变——谁能把门槛踩到最低，谁就能把生意做到最大。
山寨机死了，联发科还活着，而且活得比谁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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