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

没有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就是无源之水；没有高水平科技引领，高质量发展就缺乏核心引擎。

2026年，“十五五”开局。新质生产力正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跃升期。

从人工智能到量子信息，从生物技术到新能源，前沿科技集群式突破、迭代性发展，正在重塑生产力的质态与动能。

这场变革的根本动力，正是科技创新——它以颠覆性技术为驱动，以原创性突破为关键，正在重新定义中国发展的底层逻辑。

科技自立自强，何以锻造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这需要我们从历史逻辑、实践路径、制度保障三个维度，探寻这一时代命题的深层意涵与战略要义。

一、从 “第一生产力” 到 “核心要素”：历史必然与时代方位

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将科技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地位提升至引领性高度，为改革开放追赶先进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十余年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两代领导人跨越时代的重大判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刻揭示了不同生产力形态下科技作用的本质跃升。

传统生产力以工业技术为基础，呈现机械化、电气化、规模化特征。科技虽居 “第一”，但仍与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并行，主要发挥效率提升、工艺改进的引领作用。

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智能技术革命为驱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新能源等实现集群突破与迭代发展。科技创新形成“引擎的引擎”效应，不再是并行要素，而是贯穿全链条、具有根本性、决定性、支配性的核心要素。

离开科技创新，数据无法成为要素、算法无法生成智能、产业无法实现跃升。在新质生产力中，科技创新不是 “锦上添花”，而是“无之则无”的前提与根基。

从科技战略历程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创新清晰经历三阶段演进：1978—1992年“跟跑”阶段；1992—2012年“跟跑”“并跑”阶段；2012年至今“并跑”“领跑”阶段。

从 “向科学进军” 到 “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创新驱动，从创新型国家到科技强国，中国走出一条从引进消化到原创引领的壮阔道路。

“十五五” 时期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核心，既是长期积累的历史必然，更是生产力质变的内在要求。

回望历史起点、审视时代定位：不变的是科技对发展的引领作用，变化的是全球创新方位、战略能力与使命担当，更是科技从传统生产力中的靠前引领性要素，跃升为新质生产力中的决定性核心要素。

二、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跟跑”到“领跑”的必经之路

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总开关”，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一部署的力度，从“超常规”“全链条”“决定性突破”三个关键词中可见一斑。

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指出：“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上努力攻关。”

“持续用力”与“努力攻关”八个字，揭示了中国从科技追赶者迈向引领者的历史自觉——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持久战。

回望“十四五”，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中取得重要进展。2018年立项的35个“卡脖子”工程，完成率超过90%；芯片自主研发取得新突破，国产大模型跻身全球开源生态第一方阵。

但必须清醒看到，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战略必争领域，部分关键环节仍受制于人。

从“跟跑”到“领跑”，中间隔着的是从“可用”到“好用”、从“点上突破”到“系统领先”的质变鸿沟。

进入“十五五”，攻坚力度再升级。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2026年全国两会首场“部长通道”上明确，“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全链条部署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加强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的科技攻关，着力解决创新发展中的卡点堵点问题，抢占科技制高点。

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靠自己拼出来、干出来。

然而，从“跟跑”到“领跑”的跃升，不仅需要“攻山头”的勇气，更需要“打地基”的耐心。

原始创新的根子在基础研究。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7.08%，首次突破7%，创历史新高。

基础研究的每一分投入，都是在为未来的技术爆发积蓄势能。没有基础研究的“深蹲蓄力”，就没有关键核心技术的“起跳跨越”。

当前，我国部分创新已踏足“无人区”，前面没有领跑者可以跟随，必须依靠原始创新自己开路。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明显提高。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创新范式的根本转变。

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既是科技问题，更是系统工程。它需要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需要“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制度创新，需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无缝衔接，需要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这条从“跟跑”到“领跑”的道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必经之路，也是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架航班锻造强劲引擎的关键一跃。

三、体系化创新能力：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集成”

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卡脖子”的攻坚，但要将孤立的创新“点”串联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面”，还需要一套能够整合力量、协同攻关的“系统”。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这正是从“分散式跟踪”向“体系化引领”转型的关键一跃。

“十四五”时期，我国创新指数排名升至全球第10位，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达2.8%，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稳居世界第一。

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已成为“十五五”科技工作的核心命题。

如果说“十四五”完成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总装集成”，那么“十五五”要完成的，就是让这套系统高效运转起来。

这一系统的核心骨架，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四梁八柱”。

国家实验室是“龙头”，承担战略性、前瞻性重大攻关；国家科研机构是“攻坚主力”，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开展定向性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科技领军企业是“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负责成果转化。

四者定位清晰，更重要的是形成协同联动的整体合力。科技部部长阴和俊指出，要构建协同联动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推动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协同化。

体系化创新能力的跃升，还体现在从“单兵突进”到“系统集成”的组织模式变革。

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简单重复过去，而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发挥政府与市场两方面优势，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有机结合的创新共同体。

面向“十五五”，要进一步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统筹。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接力跑”，需要“揭榜挂帅”“赛马制”等制度创新的“助推器”，需要产学研用的“大合唱”。

体系化创新能力的空间载体，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优化升级。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强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支点。

同时布局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形成辐射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增长极。

一张覆盖全国、层次分明、协同联动的区域创新网络正在加速成型。

体系化创新能力的开放维度，是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以自主创新能力为根基，以制度化的国际合作网络为纽带，中国正在从全球科技创新的“参与者”转变为“贡献者”和“引领者”。

国际大科学计划稳步实施，“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深入推进。

开放合作不仅没有因科技竞争而收缩，反而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展开。

体系化创新能力的跃升，最终要落到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上。

它不是单个机构的“单兵突进”，而是整个创新生态的“系统集成”；不是实验室里的“孤芳自赏”，而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四链融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系化创新能力成为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关键支撑，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不可或缺的制度保障。

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让创新从“实验室”加速跑向“生产线”

原始创新的“最先一公里”在实验室，产业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在市场。连接这两个端点的，正是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根本路径。

回望“十四五”，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实现历史性跃升。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持续保持在3/4以上，研发投入格局从偏重高校、院所向“企业为主体”根本转变。

企业真正成为科研方向的“出题人”、技术攻关的“答题人”、成果实效的“阅卷人”。

进入“十五五”，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的部署再升级。“十五五”规划纲要从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完善促进企业创新的政策体系三个维度系统布局，推动企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发挥“四个主体”作用。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这一部署的核心。

过去，产学研合作多以高校出题、企业答题，或企业出钱、院所研发，目标错位导致效率不高。

现在强调企业“主导”，就是要鼓励企业面向产业真实需求“出题”，由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将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和企业的市场敏感度有机串联。

实践表明，只有让企业站上创新的“C位”，科技与产业才能从“两张皮”变成“一股绳”。

政策体系的有力支撑，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坚实保障。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建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

研发准备金制度将研发投入转变为“战略储备”，确保重大技术攻关拥有持续稳定的资金“粮草”。

当每一家创新企业都能备足“弹药”，科技自立自强的微观基础将更加坚实。

让创新从“实验室”加速跑向“生产线”，是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的最终目标。

规划纲要鼓励科技领军企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科研条件和应用场景，引导高校、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费”方式将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

企业凭借对市场最敏锐的感知，让技术供给在产业一线经受检验，让创新产品在真实场景中迭代升级，成为打通“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顺畅通道。

企业活则创新活。

当企业真正“挑大梁”，当创新资源加速集聚，当制度保障为创新护航，技术突破的“多点开花”将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满园春色”。

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正是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的关键一环，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微观根基。

五、坚持开放合作：在“并跑”中重塑全球创新格局

科技自立自强，从不等于自我封闭。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一个容易被混淆却必须厘清的关系是：科技自立自强不是“脱钩断链”，而是在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自主创新是“地基”，开放合作是“桥梁”——地基越牢，桥梁才能架得越宽越远。

当前，全球科技治理正经历深刻变革。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科技领域极限施压，技术脱钩、人才封锁层层加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霸权工具。

但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突破，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力应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开放合作战略展现出独特的格局与定力。

中国的开放合作，有实打实的成果为证。

我国已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签署大量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多个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

深度参与一批国际大科学计划，并牵头发起若干国际大科学计划，为全球科技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多国共建众多联合实验室，支持大量共建国家青年科学家来华交流。

从中国空间站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到FAST射电望远镜设立数据共享平台——中国正在从全球科技创新的“参与者”转变为“贡献者”和“引领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中国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发展。从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到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中国正以制度型开放塑造国际合作新优势。

开放合作，不会因风浪而止步。

从“跟跑”到“并跑”，从“参与者”到“贡献者”，开放合作始终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十五五”起飞的关键时期，中国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向世界科技舞台中央，在并跑中重塑全球创新格局。

六、教育科技人才一体：为起飞注入“源头活水”

原始创新是“从0到1”的突破，体系化能力是“从点到面”的集成，企业主体是“从纸到货”的转化。

但驱动这一切的“源头活水”，是人。没有一流的人才，再先进的设备也是摆设；没有持续的教育投入，再宏大的创新蓝图也是空中楼阁。

正是基于这一深刻认知，“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为引领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撑，明确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基本形成”的目标。

教育是根基，为创新提供源头活水。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1.3年提高到11.7年，新增高等教育资源向人口大省和中西部地区倾斜。

聚焦优势学科和战略急需适度扩大“双一流”建设范围，新建若干所新型研究型大学，超常规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急需学科专业。

当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从校园走向社会，新质生产力的“燃料”储备就越来越充足。

人才是关键，为创新提供智力支撑。

规划纲要明确，围绕创新需求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加大对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基础研究人才、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支持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引育，推进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培养。

从“量”的积累向“质”的跃升，正是“十五五”人才工作的核心命题。

一体化是关键，将教育、科技、人才拧成一股绳。

三者的割裂曾是制约创新效能提升的深层痛点——高校培养与企业需求脱节，科研成果与市场应用错位，人才评价与创新贡献不匹配。

规划纲要明确，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

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赋予用人单位更大人才评价自主权，防止简单以称号头衔配置资源。

研发经费投入是衡量创新决心的重要标尺。

规划纲要明确，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明显提高。每一分投入，都是在为未来的技术爆发积蓄势能。

教育奠基、人才支撑、科技引领——三者不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需要发生“化学反应”的有机融合。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是新质生产力起飞不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也是中国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根本依托。

七、科技伦理与安全：为创新安装“方向仪”与“刹车”

创新越往前推进，越需要回答“往哪里去”；技术越深入发展，越需要守住“不能做什么”。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加强科技法治、伦理、诚信、安全建设”，标志着科技治理从“先发展、后治理”转向源头治理。

“方向仪”，从源头锁定“技术向善”。

2026年3月，十部门印发《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办法》，明确六个审查维度：人类福祉、公平公正、可控可信、透明可解释、责任可追溯、隐私保护。

每一个维度都指向同一核心：技术服务于人，而非支配人。从顶层设计到专门办法，中国伦理治理从“软倡导”走向“硬约束”。

这正是为创新安装的“方向仪”——确保创新始终朝着人民期待的方向前行。

“刹车”，为创新筑牢安全底线。

科技创新越快，安全风险越不容忽视。规划纲要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在科技领域体现为发展与安全的统一。

从数据安全到人工智能安全，技术迭代的每个环节都需安全机制伴随保障。

安全不是发展的“减速器”，而是“压舱石”。

源头治理，在起飞第一时间校准方向。

伦理与安全的战略意涵在于“源头”二字——不是事后补救，而是全过程嵌入价值约束与安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人工智能“有益、安全、公平”发展。这三个方向，正是“方向仪”与“刹车”共同指向的航标。

创新与安全辩证统一。

没有创新的安全是僵化，没有安全的创新是冒险。

中国在技术起飞的关键时刻，既用伦理审查安装“方向仪”，又用安全保障配备“刹车”——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科技治理上的独特贡献。

方向正确，速度才有意义；安全兜底，远方才能抵达。

八、托举起飞：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

从“第一生产力”到“核心要素”，从“跟跑”到“并跑领跑”，中国科技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程。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起点上，科技自立自强不再只是追赶的工具，而是托举新质生产力起飞的核心力量。

回望历史，我们曾依靠引进消化实现快速追赶；审视当下，我们必须在原始创新中开辟新赛道；展望未来，我们更需要在体系化能力、企业主体、开放合作、人才根基、伦理安全等维度全面发力。

这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系统集成；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抉择。

“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这既是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更是生产力质变的内在要求。

没有科技自立自强，新质生产力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创新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就缺乏核心引擎。

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在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当原始创新不断突破“卡脖子”环节，当体系化能力将分散力量拧成一股绳，当企业在创新舞台上“挑大梁”，当开放合作在“并跑”中重塑全球格局，当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为起飞注入“源头活水”，当伦理与安全为创新安装“方向仪”和“刹车”——新质生产力的引擎才能真正全速运转，中国式现代化的航班才能冲破云霄、行稳致远。

使命在肩，唯有实干。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北斗组网到人工智能引领，中国科技工作者从来都是在攻坚克难中创造奇迹。

今天，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科技强国的目标，也比任何时期都更需要科技自立自强的精神力量。

“十五五”的航程已经开启，爬升的时刻就在眼前。

方向正确，速度才有意义；初心不改，远方才能抵达。

托举起飞，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使命，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担当。

（作者为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