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帝哥想说说邓小平和邓力群之间的一些故事。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急需一支理论队伍协助他推动全面整顿，经他提议、周恩来批准，国务院成立了政治研究室，胡乔木任主任，成员包括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和邓力群七人。这个被英国学者迈克尔·迪伦称为邓小平意识形态上对抗“四人帮”的“作战总部”的机构，成为邓小平推动整顿的重要理论阵地。
邓力群当时60岁，已在理论战线工作多年，他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间，先后参与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3个文件集中反映了邓小平的思想主张和全面整顿的工作路线。
然而好景不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四人帮”将这些文件污蔑为“三株大毒草”，指责它们是“右倾翻案风”的纲领。邓力群因此多次受到批判，并在事实上被停止了工作。
面对批判，邓力群选择了硬挺，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话，每个标点，都由我负责；上面没有布置，具体参加工作的同志也没有责任。”王震后来多次对人说，邓力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保了邓小平，没有上推下卸，邓小平本人也认可此事。从这个角度来说，邓力群可谓是邓小平的“患难之交”。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朱佳木问邓力群：“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邓力群回答说没有。朱佳木提醒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得注意啊！”
邓力群看了社论后，同意朱佳木的看法，他又找到王震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王震随即去见邓小平，谈了“两个凡是”的问题。邓力群因此成为最早一批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之一。
改革开放初期，邓力群积极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提出必须在我国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观点，对破除当时的思想禁锢、推动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2年，邓力群出任中宣部部长。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力群逐渐与邓小平在理论和政见上产生分歧。在当代理论与思想界，邓力群被视为“左”营的标杆人物，被称为“左王”。
1986年9月18日上午10时，邓小平把邓力群找去谈话，谈话围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草案展开。邓小平问邓力群：“新的稿子发下来了，你看了没有？”
邓力群回答：“看了3遍。”
谈话涉及文件第11页的一段修改意见，提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邓小平问邓力群：“这是谁提的？”
邓力群回答：“乔木同志提的。”
邓小平说：“我圈掉了。”
邓力群表示同意胡乔木的意见，也认为有那种可能。邓小平则指出：“你们的那个书面意见，一条一条分开看，每一条都是好的，但是汇总起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政策改变了。”
邓力群反驳：“我的看法恰好相反，稿子使我感觉，新的决定同原来的政策衔接得不好，有些重要问题、重要经验、重要方针，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在不提了。”
邓小平直接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
邓力群不同意这种看法，强调他们的意见都来自中央过去的决定，包括邓小平的讲话。
谈话还涉及城乡雇工问题，邓小平说：“关于城乡雇工问题，我说过多少次，看几年再说，你就一直有不同意见。”
邓力群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关于雇工问题，从1981年起，我一向的意见是，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下面，发展一点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问题是头脑要清楚。”他主张对雇工问题做系统调查研究，再制定适合情况的政策。
邓小平听后说：“你和胡乔木不要扩大我和陈云同志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邓力群回应，他一向采取的态度不是扩大分歧，而是缩小或回避分歧，并称自己宣传邓小平的主张比宣传陈云的主张多得多。
谈话结束时，邓小平要求邓力群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完全赞成这个稿子”，邓力群反问道：“不讲话可不可以？”
邓小平说：“当然也可以。”
邓力群明确表示：“我不讲。”
据邓力群回忆，这次谈话气氛并不紧张，心平气和，他走的时候，邓小平还起来把他送到门口。但这次谈话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王震后来告诉邓力群，在一个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上，邓力群由于坚持左倾思想，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落选，随后又在中顾委常委选举中落选。邓小平对此表示：“承认选举，不作变动。”后来邓力群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写道，中委和中顾委常委落选，对他有刺激。
从此以后，邓力群逐渐淡出政坛，从1982年到2001年，他在老左派群体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核心作用。
邓小平和邓力群的交往历程，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理论界的思想演变和观念冲突。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重大社会变革都伴随着理论争论和思想碰撞，而历史最终会在实践中检验各种理论的正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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