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狄仁杰，比影视剧更加精彩|侦探小说|狄仁杰|狄公案|章回体|高罗佩

在近些年的影视剧创作中，狄仁杰已经成为了一位断案如神、极具个人魅力的存在。事实上，史书上关于狄仁杰断案的记载寥寥，他的形象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后世的传说和明代小说，另一方面，一位荷兰汉学家的《大唐狄公案》也将狄公断案的形象推向了世界。

《神探狄仁杰》剧照。

这位汉学家名叫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他都是一个“旁门左道”的汉学家形象——毕竟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汉学家的代表作居然会是小说。高罗佩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他在童年时期便学习汉语、日语、马来语、梵语等多种语言，在父母和教授都认为他将成为耀眼的语言学家时，他却选择主动加入政府部门，为的是获得能深入了解东亚人生活的机会。他在中国学习古琴，练习书法，用古文写作，考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边边角角。由于对公案小说感兴趣，他创作了《大唐狄公案》，又因为小说里涉及的内容，他在搜索资料时顺便翻译了《棠阴比事》（一部十三世纪的中国县令手册），还因为封面设计去考证中国古代的社会风情，撰写了学术著作《秘戏图考》，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撰写《长臂猿考》，另外还著有《琴道》《书画鉴赏汇编》等著作。高罗佩将兴趣与热情投入到了其他汉学家极少涉猎的主题，在汉学研究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旁门左道”，也因此具有最独特的色彩。

1948年，荷兰外交官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被派往日本东京任职。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汉学家、古琴演奏家、书法家、诗人，他的日程表已排满。

但他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推理小说爱好者。

在那个年代，日本图书市场上充斥着美国三流侦探小说，高罗佩对此深感不满。当有人要求他“展示更好的作品”时，他想起在中国重庆读过的那本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这本书的前半部写狄仁杰智破三桩命案，逻辑严密、布局精巧，后半部却沦为拙劣的宫廷斗争戏。

高罗佩删去后半部，只译前半部，取名《狄公案》出版。没想到西方读者读完问：“还有吗？”

没了。

中国传统公案小说几千年，真正以逻辑推理为核心、符合现代侦探小说标准的作品，掰着手指头也数不过来多少。

于是，高罗佩决定自己写。这一写，就是十八年。

但高罗佩并不知道，当他动笔的那一刻，他不仅仅是在创作一系列侦探小说，而是在无意中搭建了一座横跨东西方的文化桥梁。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10日专题《“旁门左道”的汉学家：高罗佩与狄公案》B04-05版。

B01「主题」“旁门左道”的汉学家：高罗佩与狄公案

B02-03「主题」高罗佩的中国记录

B04-05「主题」一个荷兰人如何把中国公案小说变成了全球现象

B06-07「历史」《真事隐》“九子夺嫡”背后的“真事隐”与“假语存”

B08「中文学术书摘」民法与社会文摘两则

撰文丨陆烨华

摸着石头过河

1950年，高罗佩第一次真正意义创作出了一部完整的侦探小说，故事发生在蓬莱县，狄公刚刚上任县令，三把火还没烧起来，三桩命案就接踵而至。这部作品被命名为《铜钟案》。

富户独子奸杀民女、寺庙淫僧案、二十年前广州灭门案——三条线索同时展开，这种“多案并行”的写法后来成了高罗佩的招牌。但除了案件本身的复杂，最厉害的是“铜钟”本身给狄公带来的困境，其中有一个剧情是，狄公掀开铜钟查看尸体，突然背后一掌，钟罩落下，神探变成了囚徒。黑暗，闷热，空气逐渐稀薄，读者很难预想到，作为主角的“侦探”在调查过程中也会面临生死难关。

铜钟本身是一个密室环境，但它又不是用来犯罪的密室诡计，而是一个困境，这一点很有意思。

不像约翰·迪克森·卡尔那样依赖复杂的机械装置，高罗佩玩的是心理。铜钟本是寺庙里的神圣法器，谁会想到它会成为杀人工具或者剧情的一个展开？他利用了读者对宗教场所的敬畏心理，让寺庙建筑、僧侣规律、信徒预期全都变成谜题或者说剧情推进的一部分。

这本出道作中，高罗佩就确立了日后创作的主要基调，强有力的剧情加上法庭推理，再融入唐代司法制度。狄公不只是破案，还要在唐律框架内完成审判。这种“法官即侦探”的身份，和福尔摩斯那种私家侦探，或者波洛那种比较独特的神探都不一样。

《铜钟案》

作者：（荷兰）高罗佩

译者：张凌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8月

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青天大老爷”本来就要既查案又断案，高罗佩只是把这个身份和现代侦探的理性推理结合了起来。

《铜钟案》完成后，高罗佩原本想先出中文版，但出版商并不积极。退而求其次，他只好先出英文版，没想到出版两个月内加印七次，算是小范围地爆了一下。

三年后，1953年的《迷宫案》让高罗佩彻底出圈。故事发生在一座偏远庄园，凶手利用迷宫的复杂结构设计了完美的不可能犯罪，被害者在追逐中“自己走进”了死亡陷阱。假墙、可移动的屏风、隐藏的通道，每个机关都符合物理原理，显然这是在向卡尔致敬。但高罗佩加了东西——迷宫在中国文化里本来就象征困惑、命运、智慧考验，这些意涵被他糅进了叙事。

在这本书中，高罗佩的仿古叙事更上一层楼，他亲自把这本书改写成52回章回体小说，取名《狄仁杰奇案》，用中文在新加坡出版。

一个外国人，用中文写章回体小说，“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甚至连模仿明代版风的插图都自己来。这在现在看来，也是一件疯狂的事情。

这一年，已经是西方推理黄金时代的尾声。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已经出版了将近二十年，奎因的“悲剧系列”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成为经典。高罗佩这时候入场，面对的不只是创作压力，更是怎么做出差异的问题。

他的答案是：用中国元素包装西方推理的核心，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混血”风格。

《神探狄仁杰2》剧照。

如果要把高罗佩简单归类为本格推理作家，那么1956年的《铁钉案》则代表了他这一时期的诡计巅峰。核心谜题看似简单：凶手如何用一根铁钉杀人而不留痕迹？但随着调查深入，读者会发现这个谜题远比表面复杂。一根头发、一个脚印，甚至是一声叹息……每一个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都成为关键。

在古典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埃勒里·奎因以"逻辑流"著称，《X的悲剧》《Y的悲剧》都是通过排除法一步步缩小范围。高罗佩在这本书中也用了类似的逻辑推演，但他加了历史和文化维度。铁钉作为凶器在唐代有特殊的工艺背景，案件的解决不仅依赖逻辑，还需要理解当时社会风俗。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书里狄公的某个得力助手去世了。这位助手从《铜钟案》开始就跟随狄公，是忠诚的伙伴、左膀右臂，相当于狄公的华生和黑斯廷斯，这样一个角色的死亡，让整个系列第一次有了沉重的情感打击——高罗佩的推理小说不只是解谜，不只是历史人文，也不只是剧情，还有人性的挣扎与失去。

这个转折点很关键，它标志着高罗佩从“如何写好一本以中国古代官员为主角的现代推理小说”向“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小说家”进化。

渐入佳境

当风格逐渐成熟，高罗佩也越写越顺手，很快，他就迎来了自己的全盛时期。

1958年的《漆屏案》，标志着高罗佩彻底进入成熟期。故事围绕一件漆画屏风展开——四幅图画，四桩命案。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冲击力，屏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既是装饰也是隐喻，高罗佩第一次把这样一个充满中国韵味的道具变成了推理的容器。

通过连环命案，他还进一步揭示了唐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性别权力关系。这种“本格+社会”的融合，在当时相当超前。

推理文化的发展历程中，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几乎也是在同一时间兴起，《点与线》《零的焦点》都在1958-1959年陆续出版，松本清张往往弱化诡计，强调社会现实的揭露。高罗佩不一样，他保持了诡计的华丽——四幅图画对应四桩命案的结构非常精巧——同时还增加了社会深度。

这或许是他作为推理作家转型的必然，当然也暗合着他对于时代审美敏锐的嗅觉。

《大唐狄公案》上海译文文库本第一辑。

这本书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点。他写的是唐代狄仁杰，但故事里的社会风俗、司法制度、官僚体系，其实更接近明代。这显然是他有意为之。高罗佩想要塑造的神探，既是传统士大夫的理想化身，又有现代公务员的职业精神，重效率、讲证据、轻缛节。

说白了，高罗佩在创造一个理想中的中国侦探，而不是还原历史上的狄仁杰。这和柯南·道尔塑造福尔摩斯、阿加莎塑造波洛一个道理，他们都在创造类型化的英雄，而非历史化的真人。

在这一阶段，高罗佩笔下的《狄公案》佳作一部接一部，1961年的《朝云观》，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作品之一。故事发生在一座偏僻道观，狄公调查离奇死亡事件时，发现整个道观都笼罩在诡异气氛中，阴森的道观、诡异的符咒、古怪的仪式、失踪的少女、禁忌的爱情……

这些元素或许来自高罗佩对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研究，但叙事方式却是典型的西方哥特小说风格。这种东方素材和西方叙事的组合，是他的拿手好戏，它所创造出的独特阅读体验，让读者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既古典又现代，无形中给本就神秘的剧情氛围罩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

阿加莎的《无人生还》是孤岛模式的鼻祖，在《朝云观》中，高罗佩采用了类似的“暴风雪山庄”结构，狄公一行人被暴雨困于道观过夜，必须在一夜之内破获观内阴谋。但高罗佩加了更多神秘主义的色彩：道观的符咒、仪式、传说，都成为推理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背景。

这比《无人生还》更复杂，因为阿加莎的孤岛主要作用是物理隔离，而高罗佩的道观还有心理层面的隔离——恐惧、迷信、集体歇斯底里。

暴风雪山庄的模式后来被无数推理作家模仿，尤其是新本格作家，擅长在经典本格元素的基础上，加入流行、新鲜、现代的风格，这一点，高罗佩在1961年就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是不是可以说，这本《朝云观》也带有一点新本格的特质？

最后要介绍的一本重要作品，是1967年的《广州奇案》，因为这是高罗佩的绝笔。他在病榻上完成最后的修改，两天后安详离世。

故事发生在广州，涉及中外贸易、海盗、走私，是系列作中格局最大的一部。狄公不但要破案，还要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这显然来自高罗佩本人的外交经验。

阿拉伯商人、波斯香料、南洋珠宝——他笔下的广州充满了异国情调。这种多元文化的描绘，在他之前的作品里很少见。比如《铜钟案》《迷宫案》主要聚焦中国传统社会，而《广州奇案》展现了唐代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开放面貌。

《神探狄仁杰》剧照。

从早期纯本格的《铜钟案》《铁钉案》，到中期本格加社会派融合的《漆屏案》，再到晚期多元文化视野的《广州奇案》，高罗佩的创作轨迹清晰可见。这种进化与推理小说整体的发展趋势相呼应：从黄金时代的“纯粹解谜”，到社会派的“现实关怀”，再到后来的各种融合实验。

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他创作生涯的总结。一生的外交经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对推理小说的热爱，全部倾注其中。

高罗佩做了什么不一样的事

虽然前面我们聊了高罗佩诸多独特的创作风格，但我认为，高罗佩最了不起的突破，是摒弃了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最显著的缺陷——“阴司断案”。

在传统公案小说里，案情陷入僵局时，包公可以夜审阴间，狄公可以梦见凶手，施公可以得到神仙指点。这种“超自然外挂”比比皆是。高罗佩对此的评价很直接：“阎王指犯，魔鬼断案，类此妄说，颇乖常识。”

他笔下的狄仁杰破案靠什么？现场勘查、逻辑推理、犯罪心理分析，仅此而已。

在《铁钉案》中，狄公会亲自去验尸，蹲在地上研究脚印。在《迷宫案》中，他会仔细测量密室大小，检查门窗构造。这种“理性至上”的态度，让狄公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侦探，而不是依赖神启的“青天大老爷”。

《神探狄仁杰》剧照。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奎因笔下的哲瑞·雷恩，《X的悲剧》《Y的悲剧》里的雷恩也是一个理性至上的侦探，但雷恩有莎士比亚演员的浪漫气质。狄公的理性更接地气，他是一个官员，有政绩压力，有上级考核，有百姓期待。这种制度内的理性，是高罗佩在凝练了中国文化后的独特创造，也是狄公和其他虚构作品中的神探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

因为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高罗佩可以把唐代司法制度深度融入推理过程。在《铜钟案》结尾，狄公面对一个法律困境：凶手罪大恶极，但如果按正常程序审判，很可能利用官场关系逃脱制裁。狄公的选择很聪明，利用律法条文的漏洞，在一天之内完成从审判到执行的全部流程。

这种处理既体现了狄公的智慧，也揭示了制度的缺陷。完美的正义不仅需要聪明的侦探，还需要完善的制度。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真相大白后，波洛同样面临道德困境，最终选择了“人情正义”而非法律正义。

而高罗佩的狄公选择要更加复杂，因为他始终是一个官员，必须在制度框架内寻求解决方案。这种差异或许是两位作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体现，阿加莎的英国普通法传统强调个人道德判断，而高罗佩笔下的中国官僚体系更强调程序与平衡。

于是，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不是脸谱化的“青天”符号。他有智慧，也有困惑；有决断，也有犹豫；有威严，也有温情。他有家庭——三位夫人、儿女，公务之余会陪伴家人；他有助手团队——洪亮、乔泰、马荣、陶干，他们还各有特色、各司其职。

这种助手团队的设置有一部分当然来自西方侦探小说的影响：福尔摩斯有华生，波洛有黑斯廷斯，马普尔小姐有乡村邻居。但高罗佩赋予了他们中国式的家庭感与江湖气。乔泰和马荣的前江湖身份，洪亮的书生气质，陶干的狡猾机敏，每个人都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这种“家人感”，是在此之前的名侦探们所欠缺的，这些团队的角色有独立人格，有情感弧线，甚至有自己的故事线。

这或许是高罗佩的《狄公案》最独特的部分，始终尊重狄公作为中国官员的人物特质。

聊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高罗佩之所以能把中国传统公案小说与西方侦探小说融合在一起（这太难了，但高罗佩处理得举重若轻），并非简单地用中国角色写西方故事，而是彻底的融会贯通。

《神探狄仁杰》剧照。

除了前文所述的狄公及团队的人物特质，在具体创作上，高罗佩还借鉴了章回体结构、插图传统、说书人视角。但在破案核心上，他始终坚持西方侦探小说的“公平游戏”原则，所有线索向读者公开，破案依靠理性推理。

这种融合想想就很难。中国传统公案小说比如《龙图公案》《施公案》，往往采用话本形式，注重道德教化，强调“善恶有报”，推理过程相对粗糙。而西方侦探小说尤其是黄金时代的那一派，强调逻辑推演和意外性。高罗佩必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他的解决方案是：用中国的形式包装西方的内核。章回体的“话说”“且听下回分解”制造了传统氛围，但每个案件的解决都遵循严格的逻辑推理。这种策略，既满足了中国读者对传统的怀旧，又满足了西方读者对推理的期待。

还有，作为知名的学者，他还有意把舞台背景做了融合，他笔下的“唐代”其实是明代的制度细节加唐代的历史背景。这种“错位”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高罗佩式中国”。这既是他对典狱制度、刑律条文做了详细研究后的考据，也是创造一个更适合推理的世界的想象，两者叠加在一起，才能达到如此效果。

就像阿加莎的“圣玛丽米德村”并非真实的英国乡村，而是一个理想化的“犯罪容器”，高罗佩的“唐代”也是属于他的理想化的“推理舞台”。

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狄公案》

当然，我们抛开这些艺术上的成就不谈，作为推理小说，高罗佩的《狄公案》依然是精彩的，好看的。

案件设计精巧，节奏张弛有度，人物形象鲜明。推理方面，诡计设置、逻辑推演、多案并行同破，这些至今仍是推理作家学习的范本。

然而，与当代推理小说动则夸张相比，高罗佩的作品有一种难得的节制感。他不像某些新本格作家那样追求诡计的惊世骇俗，比如绫辻行人的“建筑诡计”、京极夏彦的“妖怪推理”，而是保持了一种古典的平衡。

诡计要精彩，但故事要可信。

同时，如果你是对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那么《狄公案》还提供了了解古代中国社会运作方式的窗口。商业税收、海关检查、对外贸易，这些细节都经过严密考证。在小说家之前，高罗佩首先是一名学者。虽然存在“时代错位”，但这种错位本身创造了一种理想化的古代中国想象，类似于托尔金创造的中土世界，基于历史，但比历史更有魅力。

而作为文化现象，它则创造出了“狄仁杰宇宙”的母本。今天我们所知的狄仁杰形象——智慧超群、文武双全、有助手团队、有家庭温情，很大程度上源自高罗佩的作品。

没有这个荷兰人，狄仁杰可能只是一个被遗忘的唐代名臣，而不是全球知名的“东方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