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高考住姑姑家，吃饭时姑父数馒头看向我：明天考试带两个够了|孙浩|明天|明远|翻译|过年|馒头|高考

我叫赵明远，1966年生人，1984年参加高考，那年我十八岁。

我们那个地方叫清泉镇，坐落在两座山之间，镇子不大，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二十分钟。镇上有一所高中，教学质量一般，但已经是方圆几十里唯一能考大学的地方了。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三年书，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三，老师们都说我是镇上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

我妈对这件事比我还上心。她是个要强的人，年轻时因为家里穷没能念书，嫁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过了一辈子紧巴巴的日子。她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好像我考上大学，她这辈子吃的苦就都值了。

高考前一个月，我妈就开始张罗我去县城考试的事。考点设在县城一中，离我们镇有四五十里路，坐班车要两个多小时。我妈说，考试那两天不能来回跑，得住在那边的亲戚家。

她说的亲戚是她的小姑子，也就是我姑姑。

我姑姑叫赵桂兰，嫁到县城快二十年了。姑父姓孙，叫孙德茂，在县副食品公司当副经理，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在县城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家在县城中心地段有一栋两层的小洋楼，院子里种着两棵石榴树，每到秋天，红彤彤的石榴挂满枝头，路过的人都要多看两眼。

我对这个姑姑印象不深。小时候过年跟着我妈去过几次，每次去姑姑都很热情，拉着我的手说“明远又长高了”，然后塞给我五块钱压岁钱。姑父不怎么说话，坐在沙发上抽烟，偶尔看我一眼，目光淡淡的，像是在看一件不太值钱的摆设。

我妈提前半个月给姑姑写了信，说了我要去县城考试的事。姑姑回信说没问题，家里住得下，让明远放心来就是了。我妈收到信的时候眼圈都红了，说“你姑姑是个好人，你以后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她”。

1984年7月5日，我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那天下着小雨，车窗外的山和树都蒙着一层灰蒙蒙的水汽，看不真切。我妈站在路边送我，举着一把黑伞，另一只手不停地朝我挥着。车子开出去很远了，我从后窗看过去，她还站在那里，那把黑伞在雨里像一个孤独的蘑菇。

班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进了县城。县城比我们镇上大多了，有柏油马路，有红绿灯，有五六层高的楼房，还有一家电影院，门口贴着《高山下的花环》的海报。

我提着帆布包下了车，按照姑姑信上写的地址，一路问着找到了她家。

那是一栋临街的两层小楼，一楼是铺面，挂着“孙记副食”的招牌，二楼是住家。铺面里摆满了烟酒糖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混合的甜味。姑姑站在柜台后面，穿着一件碎花衬衫，头发烫了卷，看起来比在乡下时洋气了不少。

“明远来了！”她看见我，立刻从柜台后面绕出来，接过我手里的包，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长这么高了，比你爸都高了。路上累不累？吃了没？”

我说吃了，在班车上吃了两个馒头。

姑姑皱了皱眉：“那两个馒头顶什么用？走，上楼，我给你下碗面。”

我跟在姑姑后面上了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吱呀吱呀地响。二楼有三间房，一间是姑姑和姑父的卧室，一间是表弟孙浩的房间，还有一间空着，摆了一张床一张桌子，显然是为我准备的。

“你就住这间，”姑姑推开房门，把窗户打开通风，“桌子给你收拾过了，晚上看书用。你姑父这两天出差，明天才回来，今晚就咱娘俩和浩浩，你别拘束。”

表弟孙浩比我小四岁，上初二，正是最皮的时候。他靠在门框上看着我，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打量一个稀罕物件。

“哥，你真要考大学？”他问。

“嗯。”

“你能考上吗？”

“浩浩！”姑姑瞪了他一眼，“怎么说话的？你哥成绩好着呢，老师说他是全县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孙浩撇了撇嘴，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我听见他在房间里打开了收音机，里面传出来邓丽君的歌，软绵绵的，像棉花糖一样在空气里化开。

姑姑给我下了一碗鸡蛋面，卧了两个荷包蛋，还在面上浇了一勺猪油，香得我差点把舌头吞下去。我吃面的时候，姑姑坐在对面看着我，眼神里有心疼，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

“明远，”她忽然说，“你妈这些年不容易，你可要好好考。”

我点了点头，把面汤也喝了个精光。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床铺很软，被子上有洗衣粉的味道，和我在家里睡的那张硬板床完全不一样。我躺了很久都没睡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明天的事——后天就要考试了，我的数学还有些知识点没复习透，语文的作文不知道会出什么题目，英语是我的弱项，万一考砸了怎么办……

想得多了，心里就开始发慌。我从床上爬起来，拧亮桌上的台灯，翻开数学课本，又看了一遍三角函数公式。窗外的县城不像镇上那么安静，远处时不时传来汽车的喇叭声，还有谁家的电视机里飘出来的戏曲声，隐隐约约的，像隔了一层纱。

第二天早上，姑姑喊我吃早饭的时候，姑父回来了。

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子卷到手肘，腋下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一进门就有一股淡淡的发蜡味飘过来。他看见我坐在餐桌前，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瞬，然后点了点头。

“来了？”

“姑父好。”我站起来。

“坐，坐，别客气。”他把公文包放在沙发上，走过来在餐桌主位上坐下，从兜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吸了一口。

姑姑把早饭端上来，稀饭、馒头、咸菜、两个煮鸡蛋。稀饭是白米煮的，浓稠得当，米香扑鼻。馒头是姑父单位食堂的，白白胖胖，每个都有我拳头那么大。咸菜是姑姑自己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酸辣开胃。

表弟孙浩打着哈欠从房间里出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伸手就去抓馒头。

“洗手去。”姑姑拍了一下他的手。

孙浩不情不愿地去了厨房，把手在水龙头下冲了两秒就回来了。姑姑又瞪了他一眼，他假装没看见，抓起一个馒头就咬了一大口。

姑父抽完烟，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拧灭，也拿起一个馒头。他吃得很快，两三口就下去了大半个，腮帮子鼓鼓的，咀嚼的时候能看见太阳穴上的青筋一鼓一鼓的。

我拿了一个馒头，慢慢地吃着。姑姑把那个煮鸡蛋剥了壳，放到我碗里。

“明远，多吃点，明天就考试了，得把脑子补足。”

姑父的咀嚼动作顿了一下，目光落在姑姑的手上，然后顺着她的手移到了我碗里的鸡蛋上。他没有说什么，继续吃他的馒头，但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像是不经意间看到了什么不太顺眼的东西。

那个皱眉头的小动作，我没有注意到。

我注意到的是馒头。

馒头装在桌上一个竹编的小篮子里，一共六个，白白胖胖地挤在一起。我吃了一个，孙浩吃了两个，姑父吃了一个，篮子里还剩两个。姑姑自己没吃馒头，她喝了一碗稀饭，用馒头蘸了蘸咸菜的汁水，吃得有滋有味。

姑父放下筷子，拿起烟又点了一根。他的目光落在那个竹篮子上，停留了两三秒钟，像是在数馒头的个数。然后他看向姑姑，又看向我，语气不紧不慢地开了口。

“明天考试，明远一个人去？”

“嗯，”姑姑说，“一中在城东，走路过去得半个多小时，我让他骑浩浩的自行车去。”

姑父没有接这个话茬，他的目光又回到了竹篮子上，这一次停留的时间更长。他弹了弹烟灰，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明天考试，明远带两个馒头就够了。早上多吃点，中午那顿顶一顶，下午回来再吃。考个试嘛，用不着大鱼大肉的，别惯坏了。”

餐桌上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姑姑正在喝稀饭，碗端到嘴边停住了，眼睛从碗沿上方看着姑父，脸上的表情像是被人扇了一巴掌。孙浩还在埋头啃馒头，根本没听出这句话里的意思，腮帮子塞得鼓鼓囊囊的，像一只仓鼠。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手里还捏着半个馒头。

带两个馒头就够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得明明白白。明天考一天试，中午那一顿，他不打算让我回来吃。或者说，他不想让我吃他家的那顿午饭。两个馒头，让我在考场外面找个树荫底下，就着凉水对付了。

我没有说话，低下头，把那半个馒头塞进嘴里，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馒头是白面做的，又软又甜，但那一口我嚼出了不一样的味道，涩涩的，像是掺了沙子。

姑姑放下碗，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她看了看姑父的脸色，又把嘴闭上了。她不是不敢说，是知道说了也没用。在这个家里，姑父说了算，这是从他们结婚那天起就定下来的规矩。

“德茂，”姑姑最终还是开了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在用力撑着什么，“明远他妈是我亲嫂子，孩子来咱这儿考试，就住两天，吃几顿饭——”

“我怎么了？”姑父打断了她，语气还是那么不紧不慢，但每个字都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笃定，“我说让他带两个馒头，是让他省事。考场外面卖吃的多的是，想吃啥买啥，又不是不给他钱。”

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两块钱纸币，往桌上一拍，看了我一眼。

“明远，拿着。明天中午在外面买点好吃的，别委屈了自己。”

两块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太少，但也不多。一碗素面两毛钱，一碗肉面五毛钱，两块钱够吃好几碗面了。但姑父说这话时的表情和语气，不是在给我钱，是在堵姑姑的嘴，也是在提醒我——你是个外人，我没义务管你饭，给你两块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我看着桌上那张两块钱的纸币，它被姑父拍在桌上，边角翘起来，像一个嘲弄的鬼脸。我没有伸手去拿，低下头说了一句“谢谢姑父”，声音小得连我自己都快听不见了。

姑姑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哭。她站起来，把碗筷收拾了，端到厨房里去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盖住了其他一切声音。

孙浩终于抬起头，看了看姑父，又看了看我，嘴角撇了一下，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干什么。他抹了一把嘴，回房间去了。

姑父又点了一根烟，翘着二郎腿，翻开了当天的报纸。油墨的味道混着烟味在空气里飘散，我坐在餐桌前，面前的碗已经被姑姑收走了，桌上只剩下一张两块钱的纸币，孤零零地躺在那里。

我站起来，回了自己的房间。

关上门的那一刻，我靠在门板上，缓缓蹲了下去。眼眶很热，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转，但我没有让它掉下来。十八岁的男孩子，已经学会不在别人面前哭了。我只是蹲在那里，把脸埋进膝盖里，用力地呼吸着，一下，两下，三下，把那团堵在胸口的东西一点一点地压了下去。

我想起我妈在班车站送我时举着的那把黑伞，想起她站在雨里朝我挥手的样子，想起她说“你姑姑是个好人，你以后有出息了可不能忘了她”时红了的眼圈。

我妈不知道，她以为能收留她儿子的好姑姑，在这个家里连一顿午饭都做不了主。

我没有怪姑姑。我知道她难。她嫁到这个家二十年，生了孙浩，操持着这个家的一切，但她始终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姑父是挣钱的，房子是姑父单位的，连那棵石榴树结的果子都要姑父点头了才能摘下来送人。姑姑在这个家里，像那棵石榴树一样，是被种在别人院子里的，根扎得再深，也长不出这个院墙。

那天中午姑姑喊我吃饭的时候，我推说昨晚没睡好，想补个觉，不吃了。姑姑在门外站了很久，没有敲门，也没有说话，最后我听见她叹了口气，脚步慢慢地远去了。

我一个人坐在床边，从帆布包里掏出英语课本，翻到最后一页，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笔记。那些笔记是我妈帮我抄的，她的字写得不好看，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母都写得很认真，一笔一划，像是刻上去的。

我妈只念过三年小学，认识的字不多，英语更是一个字母都不认识。但她知道我英语不好，就去找我们村一个在县城念过书的大学生，求人家把英语的重点知识抄下来，她再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到我的课本上。她抄了整整一个礼拜，每天晚上都抄到十一二点，手抄得发抖，眼睛花了就用凉水洗一把，接着抄。

那本英语课本，我后来一直留着。很多年以后我翻出来看，那些歪歪扭扭的字母还清清楚楚地印在纸上，像一个个小小的脚印，踩在我人生的路上。

下午，我从房间里出来，去了一趟县城一中，看了考场的分布图。我的考场在三楼第三间教室，靠窗的位置，从窗户看出去能看到操场边上一排法国梧桐，树冠很大，枝叶茂密，应该能挡住下午最毒的太阳。

看考场回来的路上，我经过一家书店，在门口站了很久。橱窗里摆着一本《高考英语词汇手册》，定价一块八毛钱。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被汗水浸软了的两块钱纸币。

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走进了书店，把那本词汇手册买了下来。售货员找了我两毛钱，我把钱攥在手心里，攥出了一层汗。

回到姑姑家的时候，姑父不在，去单位了。姑姑一个人在厨房里择菜，看见我回来，放下手里的菜，把我拉到一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张五块钱的纸币，叠得方方正正的，边角都磨毛了，像是揣了很久。

“明远，”她压低声音说，“这钱你拿着，明天中午在外面吃顿好的，别省着。”

“姑姑，不用——”

“拿着！”她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顶了一下，眼眶又红了，“你妈是我亲嫂子，你是我亲侄子，我不能让你……不能让你……”

她没说完，转身回了厨房，拿起菜刀，嘭嘭嘭地切菜，切得很用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我把那张五块钱攥在手心里，五块钱，在当时够吃好几天的饭了。我不知道姑姑攒了多久才攒下这五块钱，不知道她是背着姑父藏了多久才藏下来的。我只知道，这张皱巴巴的五块钱，比姑父拍在桌上的那两张一块钱的纸币，重了一百倍。

那天晚上，姑父难得没有加班，回来吃了晚饭。姑姑炒了四个菜，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一盘清炒豆芽，还有一碗紫菜蛋花汤。肉丝切得很细，鸡蛋炒得很嫩，紫菜汤里飘着几片葱花，碧绿碧绿的。

姑父坐在主位上，又点了根烟。他吃饭前总要抽一根，像是某种仪式。孙浩坐在我对面，筷子在菜盘子里翻来翻去，专挑肉丝吃。姑姑用筷子敲了一下他的手背，他不高兴地哼了一声，把筷子缩回去了。

我端着碗，慢慢地吃着，尽量不去夹那盘青椒肉丝。不是不想吃，是不想让姑父觉得我吃多了。我心里清楚，在这个桌子上，我是个客人，而客人是不应该让主人觉得负担的。

姑父抽完烟，端起碗，夹了一筷子肉丝放进嘴里，嚼了两口，忽然开口了。

“明远，你成绩怎么样？”

“还可以。”我说。

“还可以是啥意思？能考上吗？”

“老师说问题不大。”

姑父哼了一声，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他又夹了一筷子肉丝，这次是夹给孙浩的。孙浩的碗里堆了一小堆肉丝，他得意地看了我一眼，埋头大吃起来。

“考大学这事儿，”姑父说，“不是成绩好就能考上的，还得看命。有的人平时成绩呱呱叫，一考试就掉链子。你别太当回事，考得上就上，考不上就回家种地，人还能让尿憋死？”

姑姑在桌子底下踢了姑父一脚，姑父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了。

我低着头，把碗里的饭一粒一粒地扒进嘴里，没有说话。

考不上就回家种地。

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口上，不深，但很疼。不是因为这句话难听，而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一件事——我没有退路。我考上了，就是鲤鱼跳龙门，我考不上，就要回清泉镇，接我爸的班，种那几亩薄田，一辈子在那个山沟沟里打转。

我没有资格“别太当回事”，因为这件事，是我和我妈这辈子最大的事。

吃完饭，我帮姑姑收拾了碗筷，然后回了房间，把门关上，拧亮台灯，翻开那本新买的词汇手册，从第一页开始背。abandon，放弃，抛弃。ability，能力，才能。able，有能力的，能干的。

我背得很慢，因为我的英语基础实在太差了。我们镇上的高中，英语老师自己都念不准发音，教出来的学生更是一口土味英语。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死记硬背，把每一个单词的拼写和意思刻进脑子里。

背到十一点多的时候，姑姑端着一杯水进来了。她把水放在桌上，看了看我摊开的课本，又看了看我写在草稿纸上的单词，轻声说：“明远，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

“姑姑，我再背一会儿。”

姑姑站在我身后，没有走。过了一会儿，她忽然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头。她的手粗糙干燥，指节粗大，和我妈的手一模一样。

“明远，”她说，“你一定能考上的。姑姑信你。”

她的手从我的头顶滑下来，在我肩膀上停了一下，然后收回去了。她转身走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我坐在台灯下，盯着课本上的单词，视线渐渐模糊了。我使劲眨了眨眼睛，把那层水雾逼了回去，继续背。academy，学院，研究院。accept，接受，同意。accident，事故，意外。

那个晚上，我背到了凌晨一点。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渐渐热闹起来的声音，鸟叫，狗吠，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还有楼下姑姑在厨房里忙碌的声音。

我起床洗漱，对着镜子里自己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几秒钟，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赵明远，你没退路，你必须考上。”

我走进堂屋的时候，姑姑已经把早饭摆好了。稀饭，馒头，咸菜，还有一个煎鸡蛋。鸡蛋煎得两面金黄，油汪汪的，搁在一个小碟子里，明显是单独给我做的。

姑父也起来了，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我出来，点了一下头，没说话。孙浩还在睡，房间里传来他含混不清的梦呓。

“明远，趁热吃。”姑姑把稀饭端到我面前，又把那个煎鸡蛋推过来。

我在桌前坐下，端起稀饭喝了一口。粥熬得很稠，米粒都开了花，入口即化。我夹起那个煎鸡蛋，咬了一口，蛋黄是溏心的，黏黏的，流了我一嘴。

“好吃吗？”姑姑问。

“好吃。”我说。

姑父抽完烟，站起来，走到餐桌前，从竹篮子里拿出两个馒头，用一张旧报纸包了，推到我面前。

“明远，这两个馒头带上，中午吃。”

我看了看那两个馒头，又看了看姑父的脸。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既不是关心，也不是嫌弃，就是一种公事公办的平淡，像是在完成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我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我只是把那包馒头拿起来，放进了帆布包里。

姑姑走过来，把一样东西塞进了我的裤兜里。我知道，是昨天那张五块钱。

“明远，”她说，“考完早点回来，姑姑给你炖排骨。”

我点了点头，背上包，走出了那栋小楼。

清晨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心里一片冰凉。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街上已经有很多人了，卖早点的摊子冒着热气，上班的人骑着自行车叮铃叮铃地按着铃，小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往学校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

我也知道我要往哪里去。

考场在一中三楼的第三间教室，靠窗的位置。我在座位上坐下来，把准考证和文具摆在桌上，然后把手伸进帆布包里，摸到了那包用报纸裹着的馒头。报纸已经被馒头上的热气捂软了，摸着湿漉漉的。

我没有把馒头拿出来，而是把手缩了回来，攥成了拳头。

考试铃声响了。

语文，数学，英语，政治，每考完一科，我都一个人走出考场，在操场上那排法国梧桐下面找个地方坐下，拿出那两个馒头，一口一口地啃。馒头已经凉了，硬了，咬一口掉渣，咽下去的时候刮着嗓子，生疼。

我啃着凉馒头，看着操场上别的考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的在讨论考题，有的在吃家里送来的热饭，有的趴在父母的自行车后座上休息。他们有人陪着，有人等着，有人关心他们吃没吃饭，考得好不好。

没有人等我。我妈在几十里外的清泉镇，她想来，但她来不了。坐班车要两个多小时，车票要好几块钱，她舍不得。她在电话里说，明远，妈在家给你烧香呢，你好好考，妈等你回来。

我啃完最后一个馒头，把报纸揉成一团，塞进裤兜里，闭上眼睛，在法国梧桐的树荫下坐了一会儿。风吹过来，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地响，像是在说些什么。

下午的考试结束后，我走出考场，看见姑姑站在校门口。

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褂子，头发有些乱，脸上红扑扑的，像是赶了很远的路。她手里提着一个保温桶，看见我出来，三步并作两步跑过来，把保温桶塞到我怀里。

“明远，排骨汤，还热着呢，快喝。”

我打开保温桶，里面是一桶排骨莲藕汤，排骨炖得烂烂的，莲藕粉粉的，汤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光，香气扑鼻。我捧着保温桶，一口一口地喝着，汤很烫，烫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姑姑，您怎么来了？”

“我在家坐不住，”姑姑说，“你姑父今天不在家，我炖了汤就赶过来了。坐的公交车，转了两趟车才到。”她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我嘴角的油，“慢点喝，别烫着。”

我喝着汤，眼泪一颗一颗地掉进了保温桶里。

姑姑看见了，假装没看见，转过头去，望着操场上的那排法国梧桐，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明远，梧桐树长得真高啊。”

“嗯。”

“你以后也要长这么高。”

我没有回答，把保温桶里的汤喝得一滴不剩。

那两天的高考，我都是这样过的。早上在姑姑家吃早饭，中午在考场外面的梧桐树下啃两个凉馒头，下午考完试再喝姑姑送来的汤。姑姑每天都会来，每天都会换一种汤，排骨汤、鸡汤、鱼汤，每一种都炖得很浓很香，像是把她的心都炖进去了。

姑父不知道姑姑每天来送汤。姑姑是趁他不在家的时候炖的，炖好了装在保温桶里，坐公交车转两趟车到一中，等我考完，把汤给我，再坐两趟车回去，赶在姑父下班之前到家，把锅碗洗干净，把灶台擦干净，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这些事，姑父不知道，但我知道。

考完最后一科的那个下午，我从考场出来，站在一中门口，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三天的考试，像一场漫长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不知道自己考得怎么样，但我知道，我已经把我会的、能写的、能蒙的，全都交上去了。剩下的，就是命了。

姑姑那天没有来。她提前跟我说了，说姑父那天在家，她走不开。她在电话里说，明远，你考完就直接回来，路上小心，姑姑给你做好吃的等着你。

我背着帆布包，走在县城的大街上。街上的人比前两天多了，熙熙攘攘的，卖西瓜的、卖冰棍的、卖凉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我摸了摸裤兜，姑姑给我的五块钱还没花完，还剩两块多。我在一个凉皮摊前停下来，要了一碗凉皮，多加了辣椒，坐在路边的小板凳上，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

凉皮很滑，很爽口，辣椒放得多了，辣得我直吸气。我吃着吃着，忽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我妈做的凉皮了。她做得不好吃，凉皮不是厚了就是薄了，醋放得多了，辣椒放得少了，但她每次都问我好不好吃，我每次都说好吃，因为那是她做的。

吃完凉皮，我没有急着回姑姑家，而是在县城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我走过电影院，走过新华书店，走过邮电局，走过县政府的大楼。我看着这个县城，心里想，如果我能考上大学，我就要离开这里，去一个比县城更大、更远的地方。如果我没考上，我就回到清泉镇，在那个山沟沟里过一辈子。

这两种命运，中间只隔着一张成绩单。

回到姑姑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姑姑在厨房里忙活，炖了一锅排骨，炒了一盘青菜，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她看见我回来，从厨房探出头来，笑着说：“明远回来了？洗洗手，马上开饭。”

姑父坐在沙发上，还是老样子，翘着二郎腿，抽着烟，翻着报纸。他看了我一眼，问了一句：“考完了？”

“考完了。”

“能考上不？”

“不知道。”

他哼了一声，把报纸翻过一页，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的饭桌上，姑父破天荒地没有催我吃慢点，也没有再数馒头。姑姑把排骨端上来的时候，他甚至还夹了一块放到我碗里，说了一句“多吃点”。我不知道他是良心发现了，还是在做给谁看，我只知道那块排骨我没有吃出味道来。

因为我在想另外一件事。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考上了大学，有了出息，我会不会忘记这个夏天，忘记那两个凉馒头，忘记姑父数馒头时看我的那个眼神。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答案是不会。我不会忘记，不是因为我想记仇，是因为那些东西已经刻在了我的骨头里，成了我的一部分。它们会提醒我，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走过什么样的路，我欠了谁的恩，我该还谁的债。

成绩出来的那天，我正在家里的地里拔草。

那是八月中旬，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我弯着腰，一根一根地拔着地里的狗尾巴草，汗珠子从额头滚下来，掉在干裂的黄土地上，哧的一声就没了。

村里的喇叭忽然响了，滋滋啦啦地响了一阵，然后传来村支书的声音：“赵明远——赵明远在家不在？”

我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朝喇叭的方向看过去。

“赵明远，你考上大学了！县一中打电话来通知的，你考上了！”

我站在地里，手里还攥着一把狗尾巴草，愣了很久。

我妈从家里跑出来，跑得太急，在门口绊了一下，差点摔倒。她踉踉跄跄地跑到地头，看着我，问了一句：“明远，你听见了吗？你考上了？”

我说：“妈，我听见了。”

我妈站在那里，张着嘴，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她没有哭出声，就是站在那里，张着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掉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上，洇开一朵一朵的水花。

我走过去，把手里的狗尾巴草扔了，伸手抱住了她。她的身体很瘦，瘦得我能摸到她的肩胛骨，像两片薄薄的刀片硌在我的手心里。

“妈，”我说，“我考上了。”

我妈终于哭出了声，那哭声不大，但很闷，像是什么东西在她胸口堵了很久，终于被冲开了。她抱着我，一下一下地拍着我的背，嘴里反复说着同一句话：“你爸知道了该多高兴，你爸知道了该多高兴……”

我爸在我十四岁那年就走了，脑溢血，从发病到走不到两个小时。他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明远好好念书”。我每次想起这句话，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生疼。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清泉镇。镇上的人见了我妈就说“赵嫂子，你儿子有出息了”，我妈就笑，笑得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像一朵被水泡开了的干菊花。

姑姑也来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哭了，说“明远，姑姑就知道你能行，姑姑就知道”。她的声音很大，像是怕我听不见似的，但我知道她不是怕我听不见，她是太高兴了，高兴得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

姑父没有接电话。姑姑说他去单位了，但她说话的语气有些闪躲，我猜姑父就在旁边，只是不想跟我说话。我不怪他，他也没有义务为我高兴。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我用了一个下午，把那本英语词汇手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abandon，放弃，抛弃。我考上的是省城的师范大学，英语专业。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怕什么，它越要给你什么。我的英语是弱项，高考全靠蒙的，没想到蒙了个不错的分数，更没想到会被英语专业录取。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看着上面“英语专业”四个字，苦笑了一下。

我妈不懂这些，她只知道我考上大学了，至于学什么专业，她不在乎。“学英语好，”她说，“将来能当翻译，给外国人当翻译，那得多体面。”

我没有告诉她，我这个英语水平，给外国人当翻译，外国人大概会以为我在说方言。

八月底，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去省城报到。帆布包还是那个帆布包，里面的东西换成了被褥、衣服、脸盆、牙缸，还有那本翻了无数遍的英语词汇手册。我妈往我兜里塞了两百块钱，那是她攒了整整一年的钱，卖鸡蛋、卖菜、给人缝补衣服，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妈，太多了，用不了这么多。”

“拿着，”她按住我的手，不让我往外掏，“穷家富路，出门在外，手里不能没钱。到了学校该吃吃该喝喝，别省钱，身体要紧。”

我点了点头，把钱收好了。

那天早上，我妈送我到镇上的班车站。还是那把黑伞，但这次没有下雨，太阳很大，她举着伞是为了给我遮阴。车子来了，我上了车，她从窗户外面把伞伸进来，罩在我头上。

“妈，您自己用，我不晒。”

“你晒黑了不好看，到了学校要给老师同学留个好印象。”她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车子开动了，我从车窗探出头去，看着我妈站在路边，举着那把黑伞，另一只手举起来，朝我挥了又挥，挥了又挥，直到车子拐过山脚，再也看不见她了。

我坐正了身子，帆布包搁在腿上，鼓鼓囊囊的。我把手伸进包里，摸到了那本词汇手册，摸到了我妈给我叠得整整齐齐的衣服，摸到了姑姑偷偷塞给我的一张十块钱。

我没有摸到馒头。

但我不需要了。

到省城后的第一个月，我给姑姑写了一封信，感谢她那几天的照顾。信写得很短，只有一页纸，但我在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姑姑，梧桐树会长高的。”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看懂这句话。

几个月后，姑姑回信了，信也很短，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她写了这么一句：“明远，石榴树今年结了好多果子，我给你留了一篮子，等你过年回来吃。”

我把那封信看了很多遍，然后折好，夹在那本英语词汇手册里，和abandon、ability、able放在一起。

很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省城的一所中学当英语老师。后来我结了婚，生了孩子，买了房子，评了高级职称，日子过得不好不坏。每年过年回清泉镇，我都会绕道去县城看看姑姑。姑父老了，退休了，头发全白了，抽烟抽得咳嗽不止，再也没有当年那个副经理的派头了。他见了我，总是笑呵呵地喊“明远回来了”，好像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也不提那些事。不是忘了，是不想提。

姑姑每次见了我都要做一大桌子菜，排骨炖得烂烂的，鸡汤炖得浓浓的，馒头蒸得白白胖胖的，堆了满满一篮子。她不停地给我夹菜，夹得我的碗里堆成了小山，嘴上还一直说“多吃点多吃点，你瘦了”。

我每次都吃得很饱，吃得撑得慌，因为我知道，那些菜里不只有盐和油，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那些东西，叫弥补。

2008年，姑父生病住院，我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看见我进来，浑浊的眼睛里忽然有了一点光。他伸出枯瘦的手，抓住我的手，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明远，那年的事，你别记恨姑父。”

我说：“姑父，我早就不记得了。”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眼角淌下一滴浑浊的泪。

我不知道他信不信我的话，但我说的“不记得”，不是真的不记得。而是那些年发生的事，好的坏的，甜的苦的，都已经长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像骨头，像肌肉，像血管里流淌的血。我不需要去记，因为它们一直都在。

两个月后，姑父走了。姑姑在葬礼上哭得站都站不稳，我扶着她，她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纸，风一吹就要飘走。她抓着我的胳膊，指甲嵌进我的肉里，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

“明远，他后来后悔了，他跟我说过，他后悔了。”

我拍着姑姑的背，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