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那年我七岁，我至今仍记得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紧紧拽着娘的衣角，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陌生的村道上。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一个要强的女人绝不会拉着自己唯一的骨肉到处要饭。
那是我和娘出门要饭的第一天，也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要饭的经历。但那一天的日落，以及夜幕降临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成了我此生最滚烫的记忆。
事情要从那一年的秋天说起。我爹因为积劳成疾，加上一场没钱医治的急性肝病，撒手人寰。为了给爹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院子里那两棵还没长成材的杨树也被砍了换成了买药的钱。爹下葬后，家里除了四壁漏风的土坯房，就只剩下一大笔压得人喘不过气的饥荒。亲戚们怕我们借钱，远远看见我娘就绕道走。到了十一月，家里最后一点棒子面也吃光了。
我记得那个早晨，娘在灶台前坐了很久，锅里烧着白开水，什么也没有。她看着饿得缩在草垛里发抖的我，突然猛地站起身，找出一个补了又补的旧面口袋，又拿上家里唯一一个还算完整的粗瓷碗，眼泪唰地一下流了下来。她死死咬着嘴唇，用干裂的手胡乱抹去眼泪，拉起我的手说：“儿啊，咱们得活下去，娘带你出去寻口吃的。”
为了避开熟人，保住心里最后那一丁点可怜的尊严，娘拉着我一直往北走，走出了我们公社，走到了几十里外完全陌生的县界。
要饭，听起来只是两个字，可真要把手伸出去，对于一个清白要强的农妇来说，无异于把皮肉撕裂了给人看。一整个白天，我跟着娘在各个村子里穿梭。娘总是远远地站在别人家门口，不敢靠近，直到人家院子里有人走动，她才颤抖着声音，带着近乎哀求的口吻喊一声：“大兄弟，大嫂子，行行好，给孩子一口吃的吧……”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地里的收成刚够糊口。有的人家心善，会从门缝里递出一个硬邦邦的杂面窝头，或者半块红薯面饼子；有的人家自己也紧巴，只能无奈地摆摆手；还有的人家，听到声音便放出家里看门的大黄狗，那狂吠声吓得我哇哇大哭，娘则把我死死护在身后，用一根捡来的树枝拼命驱赶。
每讨来一点点食物，娘自己一口都不舍得吃，全都掰成小块塞进我嘴里。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她总是转过头去，用袖子偷偷擦眼角。我知道她也饿，我听到过她肚子被饿的咕咕响，可她总是说：“娘不饿，娘早上喝了水，水顶饱。”
有一天雪下的特别大，很快就在枯草和泥路上铺了一层白，我走着走着突然走不动了。随后我告诉我娘“我走不动了，娘我害冷……我还饿......”
我终于忍不住，带着哭腔停在了路边。
娘赶紧蹲下身，把我紧紧抱在她单薄的怀里，试图用她的体温来暖和我的身子。她的身体也在剧烈地颤抖着。她四下张望，在那个完全陌生的村落里，寻找着可以避风的草垛或者破庙。那是因为风雪太大了，如果在外面待一夜，我们娘俩非冻死不可。
“儿啊，再坚持一下，娘去敲门，娘就是给人磕头，也得给你讨个暖和地方待着。”娘的眼睛里透出一种决绝，那是一个母亲为了保护孩子，彻底放弃尊严的眼神。
我们走到村尾，那里有一户人家，院墙是用土坯垒的，看着并不富裕，但主屋的窗户上透出昏黄温暖的煤油灯光。
娘拉着我走到那扇斑驳的木门前。她刚举起手，但是犹豫了一下，手在半空中停顿了足足有十秒钟。我知道她在害怕，白天的白眼和狗吠已经让她犹如惊弓之鸟。但一阵刺骨的寒风吹过，我猛地打了个响亮的喷嚏，那声音成了压垮娘最后顾虑的稻草，她终于叩响了门环。
“笃，笃笃……”敲门声在寂静的雪夜里显得格外突兀。
听到里面没有动静。娘咬咬牙，又加重了力气敲了几下：“有人在家吗？大汉大嫂，行行好……”她的声音已经被风吹得破碎不堪。
院子里传来了一阵响动，紧接着是两声狗叫，娘下意识地把我往后拉了拉。
“谁呀？这大雪天的。”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透着几分疑惑。伴随着“咯吱咯吱”踩雪的声音，门闩被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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