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那个冬天，我记得格外的冷。那年的大年三十，空气里除了硝烟味儿，还透着一种钻心的冷。那会儿还没现在这么多花里胡哨的娱乐，在我们这片老家属院里，吃上一顿热腾腾的猪肉大葱饺子，那就是一年到头最大的指望。
“建军，肉馅里再加点香油，去去那股子腥气。”我妈头也不抬地吩咐道。
我爸嘿嘿一笑，应了一声，伸手去够灶台上的香油瓶。那是他特意去排了半天队才买着的，平时一点儿都舍不得用。
我那时候才十来岁，那晚我蹲在旁边帮着剥蒜。剥得手尖辣乎乎的，心里却在掐算着，还有多久能吃上那口咬下去流油的饺子。屋子里氤氲着面粉的香气和泥土的芬芳，还有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喜庆音乐，一切都显得那么寻常，又那么宁静。
然而，那份宁静在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被一阵急促而厚重的敲门声打破了。
“咚、咚、咚。”
那声音不像是邻居串门时的随意，也不像是孩子们闹腾时的杂乱，沉稳中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急切，每一声都像是砸在人的心坎上。
我爸愣了一下，手里的筷子停了，扭头看向紧闭的木门：“这大年三十的，谁啊？”
我妈也拍了拍手上的面粉，一脸疑惑：“没听说谁要来啊，是不是老李家过来借东西的？”
我爸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一边嘟囔着“去看看”，一边往门口走。他拉开那扇因为受潮而有些发沉的木门，冷风顺着门缝“呼”地灌了进来，吹散了屋里的暖气。
门外站着一个军人。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式军装，外面披着一件宽大的军大衣，领口竖着，遮住了半张脸。他的肩膀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帽檐下露出的一双眼睛通红通红的，满是红血丝，眼神里透着一种让人心疼的疲惫。
他背着一个硕大的绿色行囊，手里还提着一个被帆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看见我爸，他猛地挺直了腰板，仿佛要把这那漫天的风雪都撑开。
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重重的北方口音，在寒风中颤抖着：“请问……这是王建军家吗？”
我爸整个人僵住了。那一刻，他扶着门框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他盯着眼前这个年轻的士兵，嘴唇嚅动了几下，才找回自己的声音：“我是王建军，你是……”
士兵没有说话，他突然向后退了一步，在漫天飞雪的台阶下，挺直脊梁，对着我爸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的动作极其用力，手掌划过空气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清晰可闻。
“王叔叔好！我是……我是王大强的战友，我叫李卫国。”
“大强？”我妈惊呼一声，手里的面团“啪嗒”掉进了盆里。她连围裙都没摘，跌跌撞撞地冲到门口，声音颤抖得不成调子，“你是大强的战友？大强呢？大强怎么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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