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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淮河文化纵论①
沈国冰
前 序
淮南地处淮河中游，是淮河文化的核心承载区、集中富集区和重要发祥地之一。本文从地质文化、水利文化、楚汉遗存、鸿篇经典、民俗非遗、饮食风尚、战例文化、工业文化八个维度，尝试着较为全面梳理和系统阐释淮南淮河文化的标识性样态及其文化内涵。研究表明，“淮南虫”遗迹化石、安丰塘（芍陂）水利工程、八公山历史名山、寿春城与武王墩楚文化遗存、《淮南子》学术经典、淝水之战等战事战例、花鼓灯与抬阁肘阁等非遗项目、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与淮南牛肉汤等特色饮食文化，共同构成了淮南淮河文化的标识性谱系，体现了生命源起、农耕智慧、南北交融、开放兼容与活态传承的鲜明文化特质。
淮南自古以来便是淮河流域政治、经济、文化的枢纽之地。应侯见工簋上的铭文记载了周王命应侯见工征伐“淮南夷”的史事，“淮南”作为地理名称首次出现。应侯见工簋是西周中期（约孝王至夷王时期，公元前891—前878年）的一件重要青铜器，其器盖铭文是目前所知最早记载“淮南”名称的实物证据，距今2900多年，比最早记载“中国”名称的何尊铭文的时间仅晚200年。周强先生是较早提出应侯见工簋铭文记载“淮南”名称的学者之一。淮夷先民建立氏族方国州来国，州来古城在淮水边拔地而起，文明的星火开始点燃。春秋早期，楚国灭息国（今河南省息县），是学界公认的楚国势力进入淮河流域的标志性事件。楚庄王时期，以芍陂（安丰塘）的修筑为标志，楚国势力进入淮河中游。春秋晚期，蔡国迁都州来，改州来为下蔡，以下蔡为都历五君四十七年，后被楚国灭于下蔡。战国后期，淮北地十二县成为春申君黄歇的封地，黄歇改下蔡为寿春。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设置淮南国，先都六后都寿春，历英布、刘长、刘喜、刘安四任淮南王，续国八十一年，“淮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首次出现并从此确立。西汉淮南国以寿春为都七十四年，学术鼎盛。伴随历史的演进的脚步，淮南始终以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孕育出丰富而特有的文化样态。对淮南淮河文化标识性样态的系统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对区域文化认同的建构和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旅行业的发展，赋能城市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所称“文化样态”，是指特定地域文化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形成的、具有稳定结构和鲜明标识的文化表现形式。淮南淮河文化的标识性样态，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工程遗产与考古遗存，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思想经典与民俗艺术，还涵盖融入日常生活的饮食传统与民间技艺。以下分项予以梳理和阐释。
一、以“淮南虫”为标识的地质文化
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诸多样态中，古生物遗迹化石遗存以其时间跨度的极端深远和科学意义的无可替代，构成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维度。如果说楚汉遗存代表了这片土地上人类文明的辉煌，水利工程承载了农耕智慧的积淀，那么八公山深处沉睡的“淮南虫”化石，则将人们的思索引向辽远的荒古，最原始的生命形态在古老的海洋中悄然萌动。这一样态的文化价值，不仅在于其地质学与古生物学上的里程碑意义，更在于它将淮南置于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叙事之中，赋予这片土地以“生命起源”的深层文化意涵。
发现与命名：改写生命演化史的科学突破。 “淮南虫”的发现经历了一个由点及面、由国内到国际的学术积累过程。1962年，郑文武教授等人在八公山地区进行地质调查时，首次发现了这一区域古生物化石的线索。此后，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日本等多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先后来到八公山实地考察研究。1978年，在八公山地区发现古生代寒武纪的须腕类、环节类、三叶虫等古生物化石，经测定其生命形态在8.4亿年以前，古生物学家将其命名为“淮南虫”化石。1979年，学术界正式将这些在八公山发现的古生物化石群命名为“淮南生物群”，“淮南虫”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获得学术定名。1984年，在莫斯科国际地质大会上，专家将“淮南虫”判定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古生物化石，定名为“地球上的生命始祖”，八公山则被认为“蓝色星球上的生命起源”。
科学地位：从多细胞生物到三胚层结构的重大意义。 “淮南虫”的科学价值，需要放在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背景中加以理解。地球年龄超过45亿年，大约在35亿年前出现单细胞生物，约21亿年前出现多细胞生物。在“淮南虫”发现之前，学术界长期认为动物起源的历史不足6亿年，澳大利亚埃迪卡拉动物群的发现将这一认识推至7亿年前，成为第一次重大突破。“淮南虫”的发现实现了第二次突破，其所在岩层结构早在7.4亿年以前已经形成，将多细胞生物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2亿年，改变了国际学术界的传统认知。尤为重要的是，“淮南虫”属于三胚层细胞结构生物，人类亦是三胚层细胞结构生物，五脏六腑为内层，肌肉血管为中层，皮肤毛发为外层，从细胞学角度看，“淮南虫”与人类的发育存在相同之处。在“淮南虫”出现之后，动物逐渐从无脊椎形态进化为有脊椎形态，从海洋走向陆地。有学者明确指出，“淮南生物群”是“研究早期生命演化的重要古生物化石证据，是研究生命从单细胞向多细胞、从简单到复杂演化的重要证据”，其意义在于为“生命大爆发的前奏”提供了确凿证据。
当代活化：科普展示与研学旅游的文化实践。“淮南虫”的文化价值在当代社会正通过多种形式得以激活。八公山地质博物馆经过升级改造，设有专门的“淮南之光”展厅，重点陈列“淮南虫”化石标本，并运用三维视频还原“淮南虫”的生活场景，通过三维建模复刻其形体，配备智能屏供游客查阅。八公山已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成为世界各地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察探索的“圣地”。
历史文化价值的总体审视。综观上述，“淮南虫”作为淮南淮河文化的标志性样态，其价值体现在三个层面：在科学层面，它以距今8.4亿年的地质年龄，改写了多细胞生物起源的时间坐标，填补了前寒武纪生命演化研究的重要空白，为理解地球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跃升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证据。在文化层面，它将淮南置于地球生命演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使这座淮河之滨的城市拥有了超越区域性的文明坐标，赋予了淮南淮河文化以“源”与“始”的深层意涵。在当代实践层面，通过地质博物馆的科技化展陈和研学旅游的系统开发，“淮南虫”正从专业学术领域走向公众视野，成为连接科学精神与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未来想象的活态载体。在淮南淮河文化从具体样态到整体特征的学术跃升中，“淮南虫”所承载的“生命起源”意象，与水利文明所体现的“农耕根基”、楚汉遗存所凝结的“历史厚度”、思想经典所抵达的“智慧高度”、民俗非遗所彰显的“民间活力”以及饮食文化所传递的“生活温度”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从生命之源到文明之光的完整叙事。
在吴海涛先生所著《淮河文化》一书中，对安徽淮河流域标识性文化样态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梳理，处于安徽淮河文化标识性样态前列的分别是：双墩遗址，距今约7000多年，其刻划符号对于研究汉字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尉迟寺遗址，距今约5000多年，对于研究城市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禹会村遗址，距今约4000多年，对于研究国家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淮河文化》一书未谈及“淮南虫”。很显然，“淮南虫”这一距今7.4亿年至8.4亿年，对研究生命起源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样态，应当归属于淮河流域标识性文化样态的前列。
二、安丰塘（芍陂）为标识的水利文化
淮河文化的核心特质之一，在于其与水利的深刻关联。曹天生先生在淮河文化研究的奠基性论述中指出，淮河流域文化是以流域文化为特质、以水利为文化核心、以淮河干流区域文化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诸多样态中，水利文化无疑居于根基性的位置，而安丰塘（芍陂）则是这一样态最为经典的体现。李松先生对安丰塘（芍陂）水利文化有深刻研究。
安丰塘（芍陂）始建于楚庄王时期（公元前598—前591年），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与后来的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安丰塘比都江堰还早300余年，堪称中国水利史上的“活化石”，素有“天下第一塘”之美誉。清代水利学家武同举称其为“淮河流域水利之冠”，后世更将其视为中国“长藤结瓜”式陂塘文化的鼻祖。
芍陂之名，“陂”为楚地方言，指蓄水为主的水利设施。据史料记载，芍陂南起众兴镇贤姑墩，北至安丰塘镇戈家店和堰口镇老庙集，南端设五门亭作为进水口，水源主要来自淠河，工程规模宏大，灌溉面积曾达“灌田万顷”。孙叔敖兴建芍陂的事迹，最早完整记载于《淮南子》一书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学者对这一水利成就的高度重视。
安丰塘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工程技术的先进性，更在于它深远的社会文化影响。安丰塘建成以后，彻底改变了寿县一带无雨则旱、多雨则涝的局面，使淮南淮北一带逐渐成为楚国继江汉地区之后的又一个经济政治中心，也促成了寿春（今安徽省寿县）这一重要城市的形成与繁荣。可以说，安丰塘既是楚国东进战略的物质基础，也是寿春城崛起的历史前提。从春秋楚庄王时期的初建，到西汉设陂官专管维修，从唐代的修整增辟，到新中国成立后纳入淠史杭灌区总体规划，安丰塘历经2600余年沧桑，至今仍在灌溉寿县67万余亩农田，惠及60万人口。这种跨越时空的持续生命力，使安丰塘成为淮河农耕文明与水利智慧的双重象征。其名称从“芍陂”（最早见于《汉书》）到“龙泉陂”（东晋）再到“安丰塘”（唐朝）的双重名称使用的演变（比如，现在我们既称安丰塘，也称芍陂），亦折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地域文化的交融与变迁。
在淮南淮河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安丰塘所代表的水利文化样态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物质层面的工程遗产，承载着楚人“因势利导”的造物智慧与朴素的生态理念；也是精神层面的文化符号，象征着淮河儿女在与水患抗争中形成的坚韧品格与协作精神。芍陂的存在，让“治水”成为理解淮河文化的一把钥匙，也让淮南在淮河流域的文明序列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坐标。
三、以武王墩、寿春城为标识的楚文化
如果说安丰塘代表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农耕底色”，那么八公山及寿春城遗址所承载的楚汉文明，则为这一文化增添了厚重的历史纵深感。春秋时期的州来、下蔡，战国末年的楚都寿春，西汉时期的淮南王国，淮南地区在先秦两汉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留下了极为丰富的考古遗存与文化记忆。
八公山：名山与人文的交汇。 八公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耸峙于淮南市、凤台县、寿县之间，方圆200余平方公里。其名源于汉淮南王刘安与“八公”（八位门客）得道成仙的传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典故即由此而来。得名八公山之前，以楚山为名。然而，八公山的文化内涵远不止于此。山中发现了距今8.4亿年前的“淮南虫”化石，同时，八公山还是淝水之战古战场所在地和豆腐的发源地，集地质奇观、历史遗迹与人文传说于一身，可谓一座浓缩了自然与人文双重记忆的“文化山”。
寿春城遗址：楚文化的“最后积淀”。 寿县古城位于淮河南岸，素有“五次为都、十次为郡”的历史记载，是楚国最后一个都城寿春城的所在地。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因强秦威逼，“东徙都寿春，命曰郢”，楚国在寿春度过了最后18年（学界也有19年之说）的落日余晖。寿春为都虽只有短短18年，却是楚人经营江淮400年的历史蓄势，是楚文化最后的积淀。今天的寿县古城墙始建于宋，重建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明清时曾多次修葺，已历经900多年。现存城墙建于南宋宁宗十二年（1206年），明万历元年（1573年）增设瓮城并创建月坝防洪系统，比平遥古城还早100余年，墙砖以桐油、石灰、糯米粘合，愈久弥坚。城墙周长7147米，高9.7米，除御敌功能外，更兼有防洪之用。每逢淮河暴涨，关闭城门即可保城内百姓无虞，城内两处“月坝”水涵闸更是天才的设计，利用虹吸原理实现城内排水。这种集军事防御与水利调控于一体的建筑智慧，正是淮河文化务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寿春城和寿县古城不是一个概念，寿春城面积要远大于寿县古城。
武王墩遗址：楚文化的当代回响。 2020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徐洼村的武王墩大墓进行了科学发掘，确认墓主人为战国晚期楚国考烈王熊完。武王墩一号墓是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大型墓葬，椁室采用“亞字形九室多重椁”结构，仅榫卯类型就有嵌套榫卯、燕尾榫卯等多种，完美展现了楚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墓中出土文物逾万件，其中“九鼎八簋”等青铜礼器的组合，严格遵循周礼礼制，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社会生活及文化交流提供了系统性的实物资料。武王墩考古成果入选“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其发掘所揭示的楚国礼乐文明，不仅填补了楚文化研究的重要空白，更让寿春这座“最后的楚都”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寿县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500余处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串联起跨越2000多年的历史长卷。八公山中还保留着淮南王刘安墓、廉颇墓、珍珠泉等30余处景点，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历史文化景观带。从八公山的传说到寿春城的遗迹，从武王墩的考古新发现到楚文化博物馆的文物珍藏，淮南所承载的楚汉文明，是理解淮河文化不可或缺的历史维度。
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楚相黄歇，相楚25年，辅助楚考烈王实现晚楚中兴。学界认为，黄歇向考烈王力荐迁都寿春，受考烈王之名全力营建寿春。黄歇改封吴地后，兴修水利、疏浚河湖、根治水患，修缮城池、营建新城，把淮河流域尤其是寿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到了江南，促进了江淮和江南的人文交流和文化融合。黄歇被尊为上海、湖州的开城之祖。学界认为黄歇是开发长三角当之无愧的伟大先驱。
楚庄王时期的楚国令尹孙叔敖，带领民众修筑安丰塘（芍陂），他廉洁奉公、体恤民生，被誉为“天下第一循吏”。孙叔敖死后，没有为家人留下任何财物，以至于他的儿子生活陷入穷困，“优孟衣冠”让楚庄王误以为孙叔敖再生，对孙叔敖的廉洁奉公深为赞叹。有学者研究认为，“优孟衣冠”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源头之一。
楚国迁都寿春后，把北依舜耕山南至瓦埠湖（彼时，还没有瓦埠湖，瓦埠湖形成于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这片自然环境优良的“天选之地”作为王室和贵族陵园。这片南北宽约15公里、东西长约50公里的狭长地带，北依舜耕山，南临开阔平原，西傍南北向的瓦埠湖，构成了背山面水、形势优越的地理格局。迁都后，楚国王室及贵族在此区域营建了多座高等级墓葬，几十座孤堆星罗棋布。武王墩墓规模宏大，陵园总面积达2100余亩，墓园内设有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遗迹。楚考烈王的儿子楚幽王墓李三孤堆、楚相春申君黄歇、考烈王的生母庄侄之墓庄墓（今属合肥市长丰县庄墓镇）也在其间。这些高等级墓葬是已经探明的，至于这里的哪一座孤堆是李园以及其妹李嫣的墓，引发人们诸多猜想。在考烈王迁都寿春后，流落在魏国的赵国大将廉颇被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迎至寿春并终老于此，不知何故，廉颇被葬于八公山之中，却并没有归葬于这片楚国王室和贵族墓区。后世很多贵族、英豪也安葬于此，比如袁术墓严氏孤堆（又名“袁术孤堆”“颜氏孤堆”）。
四、以《淮南子》为标识的汉文化
如果说物质遗存是淮南淮河文化“形”的体现，那么《淮南子》及其所代表的汉代学术精神，则是这一文化“神”的凝聚。淮南地区在历史上不仅是政治军事的要冲，更是学术思想的重镇。
西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在当时的淮南国都城寿春招致天下“俊异之士”三千余人，“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使淮南地区成为西汉初期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其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便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淮南子》。此书“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在学术方面涉及哲学、文学、易学、音乐、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书中还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自然科学史料。
《淮南子》以道家老庄之学为基础，融合儒、墨、法、阴阳、兵家、天文、地理之学，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度，总结概括了西汉前期的百家之学，气势宏伟，文辞瑰丽。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盛赞此书“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则将其称为“绝代奇书”，批评“中世儒者排斥异己，忽略百家，坐令此绝代奇书，沉埋不显”。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思想作出了极具创造性的阐发，提出“无为”的本质是“不易自然”，即不违背事物自身的发展规律，而非无所作为。这种从清静无为到积极进取的转化，是思想家们寻求长治久安之策、构造新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淮南子》研究的泰斗陈广忠先生，对《淮南子》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高旭先生对《淮南子》也有深刻研究。在淮南淮河文化的诸多样态中，《淮南子》所代表的学术文化样态，以其思想的高度、内容的广度与影响的深度，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精神维度。
二十四节气。《淮南子》的学术价值，还体现在它对后世天文历法、农业节气、医药养生等实用知识的贡献上。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最早便完整记载于《淮南子·天文训》中。淮南与二十四节气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2024年，淮南成功获授“二十四节气之城”称号，成为全国第二个获得此项荣誉的城市。淮南与二十四节气的紧密联系，根植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悠久的文化传承。二十四节气最早完整记载于《淮南子》，而淮南正是《淮南子》成书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渊源。作为中国南北方地理气候自然分界线的关键节点，其农耕文化传承有序，是二十四节气创立、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淮南成为全国首个同时获得“立春之城、夏至之城、秋分之城、冬至之城”称号的城市。获评“二十四节气之城”是对淮南深厚节气文化积淀的认可。淮南通过建设二十四节气馆，开辟文化园专区、创作大鼓书、节气歌等多种形式，推动节气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以此促进旅游与气象文化的深度融合。
成语典故。“毛遂自荐”“歃血为盟”“窃符救赵”“一言九鼎”等著名典故皆与楚国末年的历史人物相关联。淮南市于2018年正式获授“中国成语典故之城”称号，该称号由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全国仅有邯郸（之都）、开封（名城）、曲沃（之乡）及淮南（之城）等极少数城市获此殊荣，是国家级文化名片。淮南（橘生淮南）也是全国范围内城市名称源自著名成语典故的少数城市之一，其他还有洛阳（洛阳纸贵）、邯郸（邯郸学步）、大同（大同小异）等。淮南的成语典故不是零散堆砌，而是高度凝练为三大文化载体：《淮南子》贡献主词条349条成语，如“一叶知秋”“化干戈为玉帛”“临渊羡鱼”“塞翁失马”等。寿县古城孕育“时苗留犊”等成语。八公山衍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投鞭断流”“东山再起”“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等。
五、以花鼓灯为标识的民间艺术文化
如果说水利、考古与经典构成了淮南淮河文化的“宏大叙事”，那么丰富多彩的民俗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这一文化“鲜活呼吸”的体现。淮南是非遗文化的沃土，目前全市已公布7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中国家级4项、省级26项。这些非遗项目覆盖了传统舞蹈、传统音乐、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民俗等多个门类，构成了淮南淮河文化最具生命力与传播力的样态。
花鼓灯：“东方芭蕾”的艺术魅力。 凤台花鼓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东方芭蕾”之美誉。凤台县是花鼓灯的发源地之一，享有“中国花鼓灯之乡”的称号。凤台花鼓灯拥有四百多种语汇、五十多种基本步伐，讲究男女角色配合，着重感情描绘，动作细腻，扇花变化多样，其典型动作“三道弯”是东方舞蹈的重要特征。花鼓灯由舞蹈、歌唱、锣鼓演奏三部分组成，以音乐、舞蹈、灯歌相结合的艺术形式，通过情节和人物来表现生活事件和群体情绪，创造了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民间歌舞艺术体系。近年来，凤台花鼓灯艺术团创作了《千里长淮一条线》《兰花嫂》《鼓乡俏媳妇》等一批新作品，多次走出国门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花鼓灯以其鲜活的艺术形态，承载着淮河儿女的集体记忆与情感表达，成为淮南淮河文化最具“动态感”的标志性样态。
抬阁肘阁：“肩膀上的戏台”。 抬阁与肘阁是流行于寿县正阳关一带的传统民俗表演，与“穿心阁”并称为“沿淮民间艺术三绝”。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至今已有五百余年历史，是集舞蹈、音乐、戏剧、绘画、彩扎、纸塑、杂技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肘阁由一名成年人将铁架捆绑在腰背上，以铁杆连接另一铁架，小演员扮演各种戏剧人物被顶托在铁架上，顶架人按照“前进一步九寸二，后退一步八寸八”的舞步边扭边走，小演员也配合着边摆边摇，被誉为“空中芭蕾”；抬阁则由多人抬起由小演员扮演的神话传说人物，有“肩膀上的戏台”之美称。2008年，抬阁肘阁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5年，传承人黄学军入选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抬阁肘阁以其高、难、险、美的艺术特征，生动体现了淮河流域劳动人民在艰苦环境中创造的审美智慧。
寿州锣鼓与火老虎：铿锵的楚风遗韵。 寿州锣鼓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钢锣为主，锣音清脆洪亮，鼓点高亢激昂，被誉为楚文化的璀璨明珠。其铿锵的鼓点承载着古代楚地劳动人民的智慧，具有聚民心、展形象的强大社会功能。火老虎则是流行于凤台县淮河之滨的一种传统舞蹈，表演者身披特制“虎皮”，在火光中模拟老虎的腾跃扑咬，已有千年历史，同样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这些古朴热烈的民间艺术，与寿州大鼓、推剧、淮词、马戏灯等众多非遗项目一起，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淮河民间艺术谱系。
寿州窑工艺流程展示区
寿州窑与剪纸：传统工艺的匠心传承。 寿州窑是唐代七大瓷窑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南北朝，兴盛于隋唐，以首创黄釉瓷而著称于世。唐代陆羽《茶经》载：“寿州瓷黄，茶色紫”，是对寿州窑陶瓷工艺的高度评价。寿州窑陶瓷传统制作技艺为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人正致力于恢复和创新黄釉瓷技艺、八公山紫金陶以及跳刀纹技艺等，让窑火重燃。淮南剪纸则是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美术形式，近年来通过将宣纸与中国剪纸两大非遗元素融合创新，已成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这些传统工艺，是淮南淮河文化中“匠心”精神的物质载体。
六、以八公山豆腐、淮南牛肉汤为标识
的特色饮食文化
文化从来不是悬浮于空中的抽象理念，它最终要落实于一饮一食、一朝一夕的日常生活中。淮南淮河文化的饮食样态，以豆腐与牛肉汤为代表，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鲜活的市井气息，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精英与大众的文化纽带。
豆腐宴菜品
豆腐：中华饮食的瑰宝。豆腐的起源，是淮南最负盛名的文化符号之一。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以黄豆与山中泉水为原料，在一次用豆浆培育丹苗的过程中偶然加入石膏，无意间形成了鲜嫩绵滑的豆腐。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明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唐代鉴真东渡将豆腐制法传入日本，后传至欧美，这一源于淮南的伟大发明最终走向了世界。
八公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豆腐制作提供了先天优势。珍珠泉、玉露泉等名泉水质清冽甘甜，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用其制作的豆腐质地细腻、豆香浓郁。豆腐传统制作技艺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制作工序选料、浸泡、磨浆、挤浆、煮浆、煞浆、点卤、压单、制成环环相扣，每一步都凝聚着历代手艺人的经验智慧。
豆腐宴菜品
在豆腐的基础上，淮南衍生出品类繁多的豆制品和豆腐宴。如今，八公山豆制品已达十余类，烹饪方法三十余种，可制成四百余道菜肴，寿县的千人“豆腐宴”还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豆腐宴烹饪技艺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活态传承中不断创新，成为推动楚汉文化旅游发展的重要力量。从炼丹的意外化腐朽为神奇到中华饮食的瑰宝，豆腐承载的不仅是味觉记忆，更是科技史与文化交流史的活态见证。
淮南牛肉汤：一碗汤里的南北交融。 如果说豆腐代表的是淮南饮食文化的“雅”，它源于王室的炼丹求仙，后成为宫廷佳肴与文人雅士的推崇之物，那么淮南牛肉汤则代表了这一饮食文化的“俗”，它扎根于市井，盛行于民间，却同样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关于淮南牛肉汤的起源，学界一直有不同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流派即“本土说”、“名人说”“民族融合说”。“本土说”流派认为，淮南牛肉汤起源于淮南本地。“名人说”流派认为，淮南牛肉汤的起源于刘安、赵匡胤等名人。“民族融合说”流派认为，淮南牛肉汤起源发端于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长达一百多年的隔河对峙分治，彼时，淮南一带是宋金隔河对峙的要地和前哨，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渔猎的女真族把食用牛肉的饮食习惯带到了淮河流域。这三种“淮南牛肉汤起源流派”，各自都有广泛的基础和支撑。应当说，关于“淮南牛肉汤的起源说”，没有谁对谁错之分，更不是排他性和唯一性。本文作者是淮南牛肉汤起源“民族融合说”的首提者。很显然，淮南牛肉汤的起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不是从最初的一开始，就是今天的这个样子。比如，淮南牛肉汤的经典配料千张、豆饼，很显然只有在豆腐被发明，衍生出豆制品后，才加入到淮南牛肉汤之中。比如，淮南牛肉汤的主打辅料粉丝，在番薯传入中国后，也才有的。比如，香菜，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才传入中原。比如，辣椒，也要追溯中原人开始食辣的时间。不管怎么说，淮南牛肉汤是人民大众美好生活的映照，充满了烟火气。如果秉承淮南牛肉汤起源“民族融合说”，这碗汤见证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交融，女真先民带来牛肉烹制技艺，汉族工匠创新豆饼、千张、粉丝等配料，香菜、辣椒等陆续加入，融合成“鲜辣香醇”的独特风味。
2024年，武王墩墓考古发现战国大鼎碳化牛骨，与《淮南子》的记载遥相呼应，为淮南牛肉汤的文化底蕴提供了实证支撑。如今，淮南牛肉汤已从地方小吃发展为百亿产业集群，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三百多亿元，国内实体门店超过十万家，产品远销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淮南牛肉汤”。2017年，牛肉汤制作技艺入选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舌尖上的非遗”。从市井小吃到百亿产业，淮南牛肉汤的崛起，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创造性转化。
豆腐与牛肉汤，一素一荤，一雅一俗，共同构成了淮南饮食文化的双璧。它们既承载着历久弥新的历史记忆，又在当代社会的消费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是淮南淮河文化最具“烟火气”的标志性样态。
七、以淝水之战为标识的战例文化
寿县（州来、下蔡、寿春、寿阳、寿州）自古以来就是重大战事的常发之地。学界对于州来是今天的寿县还是凤台县存在争鸣。不过，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和考古支撑实证，州来古城、下蔡古城、寿春古城实为一体。
寿县“北为八公山，东据淮河，西扼淠颍”，地势险要，自古为南北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金戈铁马之声不绝，无数战事在这片土地上展开，形成了以“淝水之战”为核心的标识性战例文化。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坚率百万之众南征，大军“东西万里，水陆并进”，进逼淝水。东晋仅以八万北府兵迎战，在寿阳（今寿县）淝水一线与秦军隔水对峙。晋将谢玄遣使激将，要求秦军稍退以让晋军渡河决战，苻坚欲行“半渡而击”之策，下令后撤。不料阵脚一动，军心瓦解，加之降将朱序在阵后高呼“秦军败矣”，秦军瞬间溃散，自相蹈藉，死伤不可胜计。苻融战死，苻坚中箭逃归，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此战以八万破百万，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范。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将其列为“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经典战例，西点军校亦将其奉为战争史上的不朽篇章。
淝水之战的胜负，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前秦自此分崩离析，北方重陷分裂混战；东晋则乘胜北伐，收复大片失地，南北对峙的局面又延续了两个世纪，直至隋朝才完成再统一。更为深远的是，此战有力地保存了汉文化的核心部分，使南迁的中原文化与淮夷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为日后隋唐统一王朝的崛起奠定了文化根基。
战事虽已烟消云散，却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东山再起”“围棋赌墅”“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等成语典故，皆由此战而生，至今仍广为传诵。这些文化符号的广泛传播，使“淝水之战”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战例，成为融入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标识。
春秋时期，吴国、楚国围绕州来进行长达一百余年的反复激烈争夺。最后楚国灭蔡国，把下蔡（州来）纳入版图成为楚地。
秦灭楚之战。战国末年，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后，此地成为秦楚决战的前沿。秦王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蒙武攻破寿春，虏楚王负刍，楚国灭亡，寿春作为楚国最后都城的十八年历史就此终结。此战，对寿春城造成灭顶性毁损，宏大、繁华的寿春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寿春城从此丧了元气。此后，虽然有所重建，但只是在废墟上修补。淮河水灾和战争的叠加，不断加剧寿春城的颓废。直到北宋，重建了一座城，此为现今寿县古城之前身。
淮南三叛。东汉末年，袁术以寿春为都，割据淮南。三国曹魏时期，寿春为淮南重镇，魏末更接连爆发三次大规模兵变：王凌之叛（251年）、毌丘俭、文钦之叛（255年）及诸葛诞之叛（257—258年），史称“淮南三叛”，皆为司马氏所平定。
浮山堰之战。南北朝时期，寿春城成为南北双方反复争夺的军事焦点。梁天监年间，梁武帝在淮河上筑浮山堰以灌寿阳，劳师糜饷，最终溃决成灾，史称浮山堰之战。
后周南唐“寿州之战”。五代十国后期，后周世宗柴荣三征南唐，围攻寿州长达三年之久。南唐守将刘仁赡“外失救兵、内缺粮草”，仍誓死坚守，拒周劝降，甚至阵前“挥泪斩子”，城陷后病逝，被后世誉为忠节典范。此役规模浩大，仅正阳关一战唐兵即被斩首万余人，是继“淝水之战”后淮南境内又一次重大战役。后周“围点打援”的战法，更成为后世兵家攻取寿县的经典范例。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八、以煤电为标识的工业文化
淮南是一座因煤而生、缘煤而兴的城市。自1897年大通煤矿开矿，这片土地便与煤炭结下了不解之缘。百年工业文明的积淀，不仅铸就了“中国能源之都”的盛誉，更孕育出独具标识性的煤电工业文化，成为淮南淮河文化体系中一张熠熠生辉的工业名片。
百年煤矿。淮南煤炭开采历史悠久。1903年，大通煤矿正式开采，其后不断发展壮大。1930年淮南煤矿局成立，1936年最高产量已占安徽61%、华东45%。新中国成立后，淮南煤矿迎来快速发展期，1960年产量达1600万吨，大通煤矿成为全国标杆。20世纪70年代，国务院批准建设两淮煤炭基地，淮南先后建成全国第一个300万吨、400万吨、500万吨的现代化煤矿，历史上曾为全国五大煤矿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淮南原煤产量稳居全省前列，2021年占全省1/2，长三角每用4吨煤就有1吨来自淮南。
“皖电龙头”。与煤炭相生相伴的，是淮南在中国电力工业史上的开创性地位。这里孕育了新中国第一台6000千瓦发电机组，1988年国产第一台60万千瓦机组在平圩电厂并网发电，被誉为“单机甲中华”，终结了我国不能自主生产运营大容量发电设备的历史。如今，淮南是“皖电东送”的主战场，“皖电东送”70%的电量从淮南发出，上海每用6度电就有1度来自淮南。
在产业演进过程中，淮南形成了以淮河能源控股集团为核心的企业格局。该集团从1998年淮南矿务局改制而来，发展为全国14个亿吨级煤炭基地和6个大型煤电基地之一，拥有现代化大型矿井12对，控股、参股电厂25座，电力总装机规模3515万千瓦。
文化价值：工业遗产与精神传承。百年的煤电工业积淀，为淮南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产与精神财富。大通区九龙岗镇现存34栋省级文物保护建筑、16处工业遗存，包括“天地玄黄宇宙”建筑群、淮南矿业所办公楼及侵华日军罪证遗址“万人坑”碉堡、炮楼、水牢等。伫立百年的九龙岗煤矿大井架，采用铆钉锚固工艺、总重超40吨，2017年被列为淮南市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淮南市以“修旧如旧+功能迭代”理念推动工业遗产活化利用，通过夜景灯光、沉浸式体验等文旅融合方式，探索出一条工业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特色路径。
九龙岗矿9号井旧址
在精神层面，淮南煤矿人以“忠诚、敬业、坚韧，开放、创新、协同”的企业精神，“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的管理理念，铸就了淮南工业文化的深层内核。从资源开采到技术突破，从单纯煤电到多元发展，这种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成为激励城市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
多元发展：非煤工业的蓬勃发展。在坚守煤电优势的同时，淮南积极构建多元工业体系。2024年，制造业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最大经济支柱，标志着这座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历史性转变。目前，淮南拥有化工、医药、汽车等34个产业门类，形成煤电与非煤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
煤化工产业是淮南非煤工业的重要支柱。作为安徽省三大化工基地之一，淮南现代煤化工园区已形成上游原料收储、中游基础化工、下游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并成功将工业废气转化为高性能新材料，践行循环经济理念。
从百年前的煤井开凿，到今日多元化产业体系的蓬勃发展，淮南以煤电为标识的工业文化，既是这座城市工业文明的生动缩影，也是淮河文化中极具时代气息的重要篇章。
结 语
综上，本文从地质遗存、水利工程、地域文明、军事史迹、民间艺术、饮食民俗、近现代工业等维度，梳理出淮南淮河文化八大标识性样态：以淮南虫为代表的地质文化，以安丰塘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武王墩、寿春城为代表的楚文化，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汉文化，以淝水之战为代表的战例文化，以花鼓灯为代表的民间艺术文化，以豆腐、淮南牛肉汤为代表的特色饮食文化，以煤电为代表的工业文化。上述内容共同构成淮南淮河文化较为完整、层次鲜明的标识体系，既是对淮南地域文脉的集中呈现，也是对淮河文化中游板块的系统提炼。
需要明确的是，对“淮南淮河文化标识性样态”的归纳与界定，本质上属于学术研究与文化阐释范畴。当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规范、权威定论的标准范式，不同研究者基于学科视角、史料取舍、现实关怀，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梳理口径与表述体系。本文所概括的八种样态，并非排他性、唯一性结论，更非对淮南淮河文化内涵的穷尽式界定。比如，以早期共产党人为标识的红色文化，以器乐歌舞为标识的少儿文化，在淮南淮河文化中也同样具有标识性。
淮南襟淮枕水，自古为南北交汇、四方辐辏之地，历史层累厚重，文明积淀丰饶，这片热土之上的厚文，始终客观存在、绵延传承。学界对其标识性样态的讨论，重在发掘、阐释与传播，而非定于一尊。因此，面对不同梳理路径与研究口径，理应秉持开放、包容、理性的学术态度，不以单一标准评判优劣，不以非此即彼的逻辑简单取舍。
文化标识的提炼，关键不在于“唯一正确”，而在于是否更贴近历史真实，是否更契合地域精神，是否更易于被社会大众理解、认同与传播。本文所作梳理，意在为淮南淮河文化研究提供一种可参考、可讨论、可完善的框架。未来随着考古新发现、文献新解读与时代新需求，这一标识体系仍会不断丰富、修正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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