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仪表厂厂长李文彪,住带花园的老式洋房、开崭新桑塔纳,工资比普通人高好几倍——搁当年这是妥妥的人生赢家啊!可他偏偏放着好日子不过,一门心思要叛逃日本,甚至主动扔了中国国籍。结果呢?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成了无国籍黑户,在日本躲了15年,连亲妈去世都没见着最后一面,中日两边都嫌他,这下场真是自找的。
李文彪当年的路走得挺顺,恢复高考那年考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技术管理岗,没多久就当上上海经济区电子配套公司仪表厂的厂长。那时候厂长手握产销大权,日子过得滋润得很:虹口的洋房带小花园,桑塔纳是当时稀罕的轿车,家里摆的全是红木家具,街坊邻居见了都竖大拇指,说他是能人。可这人就是不知足,骨子里崇洋媚外,总觉得国内哪哪都不如日本,仿佛只要去了日本,就能比当厂长还风光。家里人怎么劝都没用,他一门心思钻牛角尖,认定日本是“理想国”。
他也知道直接从中国去日本长期留着难,日本入籍门槛高得很,自己根本够不上。于是动歪心思,想先换个小国国籍再绕道去日本。1993年,他不顾家人强烈反对,铁了心放弃中国国籍,托关系加入了玻利维亚国籍。他打的算盘精得很,觉得玻利维亚护照有免签优势,拿着就能方便去日本美国,等拿了外国身份再回来装面子,多风光?可他忘了,中国国籍法有规定,自愿加入外国国籍就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从他拿玻利维亚护照那天起,就不是中国人了。
他压根不在乎中国国籍,觉得是绊脚石,毫不犹豫变卖国内房产和资产,带着全部积蓄就奔日本去了,连后路都没给自己留。1995年2月,他拿着玻利维亚护照办了90天短期商务签证,终于踏上了心心念念的日本土地。刚到东京,看着高楼大厦和干净街道,他更飘了,越发坚定要留在日本。可他心里清楚,短期签证不能长期留,更别说入籍了——日本入籍要连续合法居留满五年、有稳定工作住所、懂日语,他一样都不占。
可李文彪偏要撞南墙,异想天开觉得主动放弃玻利维亚国籍,就能向日本表忠心,说不定能网开一面。同年4月13日,他急急忙忙跑到玻利维亚驻日大使馆,让工作人员把护照剪角作废,还满心欢喜幻想在日本的好日子。紧接着揣着作废护照去日本入国管理局提交入籍和长期居留申请,结果当场被驳回——日方说他没合法长期居留资格,没稳定工作收入,材料漏洞百出,放弃国籍动机可疑,根本不符合标准,直接把他赶出来了。
这一下李文彪彻底慌了,赶紧跑到中国驻日使馆想恢复中国国籍,可一切都晚了。使馆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已自愿放弃中国国籍,按法律没法恢复,而且他在日本无合法居留身份,北京公安部也明确答复,驻日使馆没权办恢复手续——回国的路彻底堵死了。短短两个月,他就把自己逼到绝境:玻利维亚因为他长期不回国、不缴公民税,早就注销了他的国籍;日本认定他非法滞留,坚决不收;中国这边,他主动放弃国籍,再也回不去了。
1995年5月26日,他的日本短期签证到期,从此彻底成了无国籍黑户,成了中日共同的笑柄。国内人提起他就唾弃,说他背信弃义,放着祖国不待非要舔日本,最后热脸贴冷屁股,活该!日本当地民众也嘲讽他,说他盲目投机、背叛祖国,连底线都没有,根本不值得收留。以前他是风光厂长,现在成了人人笑的对象,这落差谁能扛?
成为黑户后,李文彪在东京的生活跌进地狱,比流浪狗还惨。没合法身份,不敢租正规公寓,只能躲在新宿网吧包夜,晚上蜷缩在沙发上睡觉,连安稳住处都没有。熬不住了就去华人区租最简陋的违规隔间,狭小潮湿,连转身都难,租金还贵,全靠打零工勉强撑着。因为是黑户,不能找正规工作,只能去按摩店、小工厂打黑工,干最累的活拿最少的钱。
他在按摩店干了好几年,每天要给客人按十几个小时,指节常年用力变得粗糙,手上全是老茧,累得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也只能勉强糊口。更揪心的是,他时刻提心吊胆,生怕被日本入国管理局查到。只要听到警车鸣笛,就浑身发抖赶紧躲起来,大气不敢喘——一旦被抓就要遣返,可他无国可去,只能被无限期监视居住,每月必须去入国管理局报到签字,那种恐惧和煎熬,日复一日压得他喘不过气。
有一次他在街头看到入国管理局的人检查,吓得躲进小巷子蹲在地上冒冷汗,直到人家走了才敢出来。那种狼狈样,谁能想到他曾经是风光厂长?最惨的不是没地方住没工作,是没合法身份不能办社保医保,生病了不敢去正规医院,只能硬扛或找黑市小诊所,花钱多还不安全。
有一次他突发胃穿孔,疼得满地打滚浑身冒冷汗,还是不敢去正规医院,只能托人找黑市医生。就这一次简单治疗,花的钱抵得上普通人半个月工资,还落下病根,以后稍微吃点凉的硬的就疼得直不起腰。他不敢联系国内亲友,一方面没脸——当初不顾劝阻执意叛逃,如今落得这下场;另一方面打肿脸充胖子,对外还吹自己在日本过得风光,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有多凄惨。
每到深夜,他一个人蜷缩在狭小隔间里,就想起国内的洋房轿车、家人的温暖,再看看现在一无所有居无定所,悔恨像潮水一样淹过来。不止一次在深夜哭,恨自己当初太傻太盲目,恨自己崇洋媚外,可世上没后悔药,扔了的国籍、丢了的家园,再也找不回来了。
这样提心吊胆暗无天日的日子,李文彪过了15年。从意气风发的厂长,变成东京街头无依无靠的黑户,他失去了国籍、家园、亲人,还有尊严,成了真正的“边缘人”。这15年里,他多次申请日本身份、恢复中国国籍,每次都被拒绝;玻利维亚那边更是查无此人,根本不承认他。他就像被世界抛弃的人,无依无靠四处漂泊。
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再也干不动重活,只能靠微薄积蓄和偶尔打零工度日,有时候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看病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回中国见亲人,可这简单的愿望对他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奢望。后来从远房亲戚那偶然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场崩溃大哭,可连回国奔丧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在异国他乡的小巷里,对着中国方向磕几个头,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直到现在,李文彪依旧在日本漂泊,没有身份、没有归宿、没有亲人,每天活在悔恨和恐惧中。他的日本梦早就碎得渣都不剩,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痛苦和绝望,还有一辈子无法弥补的遗憾。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海外版《叛逃者的悲剧》;中国新闻网《无国籍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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