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主力长征后，留下一批红军将领在南方八省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崇山峻岭中钻山洞、藏密林，过着野人般的生活，九死一生。
令人惊叹的是，这群幸存者中，至少有7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省委书记（或省委第一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这七人分别是：
谭启龙，江西永新人，建国后先后担任山东、浙江、福建、青海四个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平江人，担任过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福建上杭人，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杨尚奎，江西兴国人，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谭震林，湖南攸县人，担任首任浙江省委书记；张鼎丞，福建永定人，担任首任福建省委书记；叶飞，福建南安人，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
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在建国后走上了地方党政最高领导岗位？深入分析，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年游击战争让他们深入农村、贴近百姓，最了解中国国情。
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失去了大本营和后方依托，不得不分散在广大的山区、农村和边远地带。他们与老百姓同吃同住，靠群众掩护才得以生存。
谭启龙22岁担任湘鄂赣少共省委书记，钻山洞、藏茂林，与敌人周旋，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江渭清和他同盖一条薄被子过冬，一夜被冻醒好几次。这种长期扎根农村、与农民生死相依的经历，使他们比任何干部都更了解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更懂得老百姓的疾苦与期盼。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农村土地改革、基层政权建设是重中之重。一个不熟悉农村、不亲近农民的干部，很难胜任省委书记这样统筹全省的岗位。而这七位将领恰恰是从山沟里、从茅草屋里走出来的，他们知道农民想什么、需要什么，这种接地气的经验，是课堂上永远学不到的。
第二，三年游击战争极端艰苦，全面锤炼了他们的意志品质和综合能力。
游击战争不同于大兵团作战，它没有固定的阵地，没有充足的粮草弹药，甚至没有稳定的指挥系统。项英、陈毅在赣粤边被敌人放火烧山，陈丕显差点壮烈牺牲，幸好天降大雨才得救。
杨尚奎在梅岭地区过着野人般的生活，多年后写回忆录，陈毅元帅都急于先睹为快，因为他们共同经历了那段非人的磨难。这种环境迫使每一个游击队员必须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独立生存。
作为领导干部，他们不仅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建立秘密交通线、开展统战工作，应该说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这种全方位的锻炼，远非和平环境所能比拟。
而省委书记恰恰需要协调各方、统筹全局，既要有政治定力，又要有应变能力，既要懂经济，又要懂民情。三年游击战争恰好把这七位将领打造成了“多面手”，他们不仅能带兵，更能治政。
第三，这七位将领后来多数从事政治工作，而非纯粹的军事指挥，因此留在军队系统发展的不多，转而走向地方领导岗位。
仔细观察这七人的履历：谭启龙担任过第七兵团政委；江渭清担任过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陈丕显担任过苏中军区政委；谭震林更是长期从事根据地建设和政治工作。
张鼎丞是闽西根据地的开创者，始终以党政领导为主；杨尚奎担任特委书记，是纯粹的党务工作者；叶飞虽然是开国上将，但也长期兼任地方党政职务。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以政治工作为主、军事指挥为辅。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纯粹在军队系统一路成长起来的将领，如十大元帅、十大将中的多数人，建国后继续留在军队担任要职。
而这七人由于长期从事地方党务、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积累了大量地方治理经验，自然成为省委书记的最佳人选。而他们能在建国后主政一方，既是个人浴血奋战的回报，更是那段苦难历程的历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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