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不同身份人群的饮食差异大到令人咋舌。穷人的日子最是艰难,即便红薯大收,城里棚户仍要排队买三分钱一碗的焖豆渣,只因自家生火的柴钱比豆子还贵。
他们早晨啃着硬得咬酸牙根的红薯干,中午花一文钱喝土地庙前的百家汤,汤里是众人凑的野菜。盐对穷人来说更是奢侈品,私盐一斤要二十文,抵半斗米钱,他们只能去碱地刮白土滤出硝盐,苦得发涩却能勉强下饭。
腊月里,有老妪把全家一年唯一的一两肥肉挂在梁上,每天舔一遍再熏回烟里,孙子多舔一口就被打哭,灶冷灰灭的场景透着无尽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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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的饮食则因地位和部门而异。乾隆年间,某些肥缺部门的食堂从早吃到晚,菜品极为丰富。京官除年俸外还有饭银补贴,比如军机大臣每月饭银达五十两,虽取消了集体供膳制,但补贴足以让他们吃得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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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有权者的饮食又上一层楼。富人一顿酒肉菜花掉不少银子,每天都能吃到饱,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权者更是挑剔,菜不合胃口就喊着重做。
而皇帝的饮食排场更是无人能及,除夕家宴时,乾隆的冷菜热菜加起来有四十品,用金碗、金盆和象牙筷,皇后的菜品约三十二道,妃嫔则逐级递减。
宴席有严格的仪式,先上对盒汤膳,再进行转宴让全家共享,剩余食物还会赏赐给大臣和王公,作为荣誉象征。年夜饭以满洲风味为主,肉类丰富,有野猪肉、鹿肉、野鸡等,蔬菜却只有口蘑等少数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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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饮食细节,不仅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折射出当时社会阶层的森严壁垒,从一餐一饭间就能看到不同人群的生存状态和权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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