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传统|儒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朝贡|汉民族|秦汉|董仲舒

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班固《汉书匈奴列传》

本书讨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时间，始于秦朝而止于晚清。秦朝虽未囊括后世中国的全部疆域，却首次把关中、中原、巴蜀、岭南等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郡县体系，而且通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之社会再造而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汉承其制，将儒学官方化，使“大一统—王化四方”成为帝国合法性的核心叙事。自秦汉始，古代中国才真正形成中央集权意义上的制度化对外体系，如何处理核心行政区与周边势力的关系才日益成为历代朝堂的重要议题，并在隋唐、辽宋金元及明清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张而不断演变。从秦朝至元朝，古代中国基本上处于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相争的冷兵器时代，中原王朝时有败绩，但总体上处于优势地位，此即本书书名前半部分“农牧之争”的由来；明清时期由于航海大发现，东西交流与发展分化渐成大势，特别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陈兵海上，用船坚炮利打破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古代中国出现了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在热兵器时代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即本书书名后半部分“陆海分流”的由来。

张骞出使西域图，莫高窟第323窟，初唐

对外关系的伦理逻辑

从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国际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界的一大理论突破，此种做法既可弥补传统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维度的不足，也能提供相对独立的解释。但目前鲜有用这一视角来理解古代中国如何经略周边，因此本书试图从伦理维度去做一些探索。伦理本位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所有个体都处在一张伦理关系网络中，均须面对和处理各种关系。伦理之于古代中国的重要性无须多言，而伦理本质上来说正是一种文化心理。

朝贡体系，是解释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流范式，但这一视角的解释力有限。在研究“一带”和“一路”何者更为重要时，我们需要在国家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内考量二者的价值和意义。由于伦理范畴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根源，中国更是有上千年不断流的历史文化，本章将着重分析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有关的历史观念与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

在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一框架将分别用于探析陆地边疆和“海丝”沿线地区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即从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四个维度来考察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为了和古代中国进行历史比较，本书第七章将考察和总结近代欧洲经营亚洲的得失。

从逻辑上来说，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伦理固然要考虑地理方面的历史观念，但其核心仍属于政治伦理的范畴，因为政治伦理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而且对外关系往往是国内政治的反映和延续。而探究古代中国的政治伦理，则绕不开家国一体的儒家伦理体系。此一体系主要表现在“以伦理规范为纽带的整合机制的联结”。

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伦理体系中长时间居于统治地位。家庭结构、社会结构与国家结构均是家长制的，因此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及政治伦理也是高度同构的。举例而言，君臣关系便可视为父子关系的映射。照此思维，古代中国家庭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也可以拓展至国与国的关系。换言之，从家庭和社会伦理出发，便可合理推导出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

研究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从历史中借鉴成功经验以及汲取失败的教训，还可以深入反思历史因素对我们今天认识“一带”和“一路”重要性的影响，特别是要认真检讨习惯心态和思考方式上的路径依赖问题。对于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伦理框架，本书第六章将厘清其对当今时代的影响以及它所发生的变化，并在变化了的伦理框架内去探析“一带”和“一路”的重要程度，同时看看今天的实践与之相比有何可资借鉴之处。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书所说的“古代中国”，主要指的是秦汉直至晚清时期，其中又以宋朝为一重要分界。之所以将秦汉作为讨论的起点，是因为这一时期逐渐建立了古代中国具有外交意义的朝贡制度体系，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丝绸之路也正是在汉朝才开始形成。大体上，汉唐时期陆上丝绸之路比较活跃，对外关系的主轴是中原农耕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的战争与和平。宋元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国际贸易的规模与重要性远远超过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世界史的发展逐渐转向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间的商贸竞争。伴随这一历史进程的是，海洋地区也开始进入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视野。

普天之下与中国内外

分析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要确定古代“中国”与“外国”的界限。一方面，无法用皇权所及的范围来指称古代中国，因为类似的主权概念直到近代中国才产生，更何况古代中国还有“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能用汉民族来指称古代中国，这不仅是因为曾有蒙古族和满族等其他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更因为古代中国本就是一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概而言之，很难将古代的“中国”看成一个界限分明的共同体。

但是有一点确定无疑，那便是古代“中国”是以天子为核心的。从中国古代的世界观来看，天子领受天命，代表“天”统治天下。尽管《诗经》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名句，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在地理范围上无所不包。从法理上来说，天子要证明其获得天命，必须在内统一中原，同时有外邦向慕归化，这种政治和文化的“天下一统”是古代中国皇权合法性的主要体现。

在古代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中，天下一般由中国、九州和四海三部分组成，由内而外，方圆万里。中国，按狭义的理解是“中央之国”，即天子所居住的都城，按广义的理解则可将九州包括在内，此时的中国与“华夏”同义。九州之内被称为海内，尊儒家文化而多用郡县制；九州之外是四海，生活方式与华夏迥异的蛮夷常在这一地带活动，按方位则可被细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其中一些民族政权与古代中国保持着朝贡或藩属关系。

通常认为，秦汉时期的疆域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基本盘，这一时期“中国”才开始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共同体，并由此逐渐产生对“中国”的族群认同。在此基础上，蛮夷戎狄等异邦外族便可确定为与古代中国相对应的“外国”。

显而易见，中国位于天下的中心，异族外邦等“外国”则位于偏远的边缘。古代中国的国君在内部被称作皇帝，而在与天下的异族外邦打交道时则称作天子。在秦汉及其之后的古代中国，总有一些异族外邦无法进入中国的天下体系，他们在历史语境中并不属于当时的天下范畴。古代中国有时不得不平等对待这些“敌国”，甚至被迫接受“臣”的不平等地位。但在天下体系之内，古代中国根据“示无外”的文化传统，力求平等对待一切异族外邦，但将他们一律看成地位相对低的政权。

由于“天下”这一概念强调古代中国的文明、道德与礼仪对其他民族地区的教化和影响，天子治下范围的扩大不仅被视为天子德行广大的象征，而且常被理想化地解读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自然过程。这通常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周边的部分异族外邦成为古代中国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古代中国的疆域由此扩大；另一种则指更多的蛮夷外邦成为古代中国的外部藩属，这意味着“天下”范围的扩大。

古代中国此一内外分野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的“内外服制度”。当时的“内服”以商王或周天子为核心，还包括他们直接统治范围内的王室贵族和臣僚百官。享有相同的教化与文化认同是内服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地理上来说，“外服”通常指内服之外的封建诸侯国或其他民族地区。受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商王或周天子一般对外服地区只能进行间接统治，内外服之间实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政治和军事联盟，外服须定期向商王或周天子朝拜纳贡，但在统治和文化上均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

从历史来看，在内外的划分中，周朝比较强调血缘邦族和地理因素，秦汉以后则更强调政治和文化的一统。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之“内”强调的是中原王朝实际控制的疆域，在此之外即可称为“外”。但从心理的角度来说，所谓古代中国之“内”，即享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并且拥有农耕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否则即属于“外”。由于从这两个角度区分出来的“内外”并不能总是完全重叠，再加上古代中国的疆域经常发生变动，“内”和“外”的识别在古代中国的边缘地带会比较模糊。但无法否认的是，古代中国“内外有别”的理念流布久远，影响至深。

中心、边疆与朝贡

自汉朝开始，强盛的中原王朝建立并延续了一种可以称为“中国中心论”的思想观念。这一观念基于下列前提：无论是从客观实际还是主观想象出发，古代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生产方式都比其他民族的更为优越。因此，古代中国是而且应当是世界秩序的核心，至少是同时代东亚地区的中心。在费正清看来，古代中国的外交关系大体可以看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多圈层等级结构：最内圈是汉字圈，包括朝鲜、越南、日本和琉球群岛等文化相同的属国；其次是内亚圈，主要包括亚洲内陆地区的游牧民族和部落政权；再次是外圈，如东南亚、南亚以及欧洲等与我国远隔重洋的地区。

从政治地理的角度而言，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在古长城内外的边疆地带。但边疆很难说是古代中国的地理边界，更恰当的说法是，边疆乃是中原王朝与异族外邦的过渡地带和安全缓冲带，同时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地。对于这一地带，汉唐时期主要采用羁縻府州之制，而明清时期则采取土府州县的办法予以经营。名义上，这些府州县都属于中原王朝的治下，可以当地土特产向朝廷纳贡并由此获得经济上的回馈。一般而言，其最高长官不由朝廷派任，而由当地的民族首领世袭罔替，在内政上享有几近绝对的自由，可以自主采取和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在军事上，这些府、州、县负有配合朝廷稳定边疆的义务。不难看出，羁縻之策实际采取的是封建的办法。和战争手段相比，这种封建的办法在稳疆固边方面付出的代价比较小，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原王朝的民族融合和疆域的拓展。

在羁縻府州或土府州县之外，对于独立性更强的边疆地带和更为偏远的异族外邦，古代中国常采用册封或朝贡的办法与之打交道。朝贡是朝觐与贡纳的合称。从古代中国的视角来看，一切蛮夷都应向天子朝贡以示诚敬和归顺之意，天子拥有对蛮夷进行册封的权力，蛮夷接受册封后则成为藩属，必须使用中国的历法、年号和天子授予的印玺，其统治才具有合法性，才能得到古代中国的认可。

通常来说，古代中国如果接受某一外国的朝贡，则意味着此一外国可以获得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的权利。但并非所有的异族外邦在朝贡之后都能成为被册封的藩属国。那种仅具有朝贡贸易关系的国家，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体系中无法和藩属国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因为后者实质上与中原王朝构成政治及军事同盟关系。此外，古代中国也常常将藩属国身份视为对异族外邦文化亲缘性或地缘重要性的一种认可。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建构这种朝贡体系的努力始于汉代，兴于隋唐，盛于明清，其中其他民族政权也常被称为“藩属”或“臣国”。朝贡体系的核心是中国人以“德”为基础的优越感，其他民族政权对这种优越感的认同往往基于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异族外邦在实践中主要考虑成本收益，对加入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常常采取策略性态度。

从古代中国的角度来看，朝贡体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提供实际的利益。例如，中原王朝曾为了规避战争所付出的高昂代价，努力将一些异族外邦纳入朝贡体系，这实际上是用朝贡这种成本较低的方式维护自身安全。在儒家思想中，朝贡国家数量的多寡象征着天子“政德”和“天命”的盛衰。尽管朝贡体系内其他国家对儒家这些传统观念的接受程度不一，但是这些国家的确可以从与古代中国的朝贡关系中获得贸易特权或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利益。这是朝贡体制能够维持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重内轻外的思想根源

与前述“中国中心论”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古代中国有一个可以称为“内方外圆”的治理传统。“内方”是指在强调皇权至尊方面的原则性，“外圆”则是指在维护皇权正统与安全的前提下，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灵活性。具体而言，“内方”是为了防止内部分裂以及挑战皇权，“外圆”则是为了减少与异族外邦的冲突，进而减轻异族外邦对皇权的压力与威胁。“内方”是“外圆”的基础，在优先级上要高于“外圆”。这既为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弹性，同时也构成了至关重要的约束。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这一逻辑，将会在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有所体现。

追根溯源，上述“内方外圆”的经略传统源自汉朝的儒家思想。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古代中国的思想意识影响深远。当时的大儒董仲舒统一了先秦儒学的不同派别，使儒家思想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的正统思想。董仲舒成功的关键在于，他将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硬核—软防护带”的特殊结构。在理论硬核部分，董仲舒将儒学高度抽象为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并将其奉为不可动摇的圭臬；而在软防护带部分，董仲舒则提倡只要有利于维护理论硬核的主张，无论其是否属于儒家思想，皆可为朝廷所用。

换言之，董仲舒一方面将儒学的理论硬核部分变成了一种宗教性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具体的政策与思想分歧，即凡是有助于维护皇权统治的政策与思想，皆可被纳入防护带，为我所用，无论它们是否属于正统儒家。改造后的儒家思想同时具备坚硬的“理论内核”与弹性的“防护带”，这才使其在之后的古代中国具有广泛适用性，并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占据统治地位。

“理论硬核—软防护带”结构为理解古代中国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当“软防护带”太窄而不能保护“理论硬核”时，古代中国就容易陷入分裂与混乱，并且任何“理论硬核—软防护带”结构的崩溃和重构，都对应着一个朝代的覆亡与另一个朝代的兴起。故而也可以想见，任何时候在古代中国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硬核”必然是官方所强调的根本前提，所有的改革也都只能在“软防护带”上做或大或小的修改。一切质疑和挑战“理论硬核”的想法或做法都带有革命的意味。革命一旦完成，儒家思想又会被用来论证新朝代的统治合法性，“理论硬核—软防护带”的结构随之迅速恢复。

将“内方外圆”的经略传统与儒家思想的“理论硬核—软防护带”特殊结构结合起来，便不难理解汉朝为什么会在先秦“尊王攘夷”口号的基础上提出“攘夷必先安内”，以及宋、明、清三朝也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古代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总体上呈现“重内轻外”的特征。即便有时看似“重外”，但实质上多从内部视角考虑。需要注意的是，“重内”容易导致儒家思想“理论硬核”和“软防护带”之间的关系紧张，因而易生内乱民变。“轻外”则容易导致对外防御不足，一旦异族外邦入侵中原，则有亡国之虞。

由于上述缘故，加之拥有的资源有限，古代中国很难长期做到内外兼顾，不容易在内和外关系的处理上达到平衡，总是在过于“重内”与过于“轻外”之间摇摆。这也是古代中国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交替兴亡的思想根源。简而言之，汉朝亡于内忧而有三国，后有西晋末年十六国的混乱局面；东晋又因内忧而改朝换代，南北朝是汉民族政权和其他民族政权对峙时期；其后隋唐亦终于内忧，再有两宋因外族入侵而亡国；元朝又亡于内忧，明朝失于清人之手，清朝又主要因内忧而终。

章怀太子墓内的《客使图》，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亲疏远近的外交差序格局

就古代中国的外交情形来说，最能代表国家的无疑是天子。天子自然有其人际关系，也会受社会层面的伦理影响。古代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的确也经常用人伦的思维去指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兄弟之邦、父子之国和友邦等，金与南宋两国的皇帝还曾一度以“侄叔”相称。此外，和亲政策作为古代中国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也体现了人伦的思维方式。由于古代中国与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复杂而多变，内外服制度、中国中心论、朝贡体系理论、天下秩序观等视角都不足以反映出这种多样性与动态变化。

本书提出，天子的“差序格局”能够成为观察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一个更佳角度。古代中国的皇帝既是个体的人，也是可以代表国家社稷的“天子”。因此，皇帝从个体的世界观出发考虑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外交关系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个体“差序格局”思维的影响。

何谓“差序格局”？这是费孝通在解读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时所创造的词，指的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不同圈层距离中心的远近代表亲疏程度的不同或贵贱差等的次序。在差序格局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情形，包括亲缘、类亲缘和地缘等，在每一种情形中都有相应的行为规范与权利义务。

一般来说，他人在差序格局中所处的位置，通常需要综合考虑三个维度：伦理、情感和利益。伦理对情感和利益有规范性的影响，在差序格局中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但情感和利益反过来也会加强或削弱伦理关系，而且情感和利益这两个维度之间还可能相互影响。从这三个维度来看，差序格局中的自我相对于他人事实上存在着某种权利与义务的交换关系，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于观察具体的交换内容以及这种交换关系的强弱与对等性。

在此意义上，差序格局可视为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普遍思维方式。举例而言，父子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关系，在这一伦理关系背后，父慈子孝便意味着“慈”是父亲的义务，而子女“孝”则是父亲的权利。站在子女的角度来看，权利与义务恰好相反。“慈”和“孝”当然都有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从培养子女和孝养父母的角度来说，父母和子女之间自然会有现实的利益关系。父母和子女的亲密程度取决于他们在伦理基础上的情感及利益的综合交换关系。

儒学在古代中国的重要地位毋庸赘言。从儒学的角度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实则也是强调个体应从人道出发由内向外推及治平的道理原则。儒家经典中的治理理想，即“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的“圣人之治”，推崇“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强调家庭、国政和外交思维的一致与融合。以此观之，中国古代的外交体系也可看作是以天子为中心的一个圈层结构。但是天子个体层面的伦理、情感和利益考量，在国家对外关系层面的内涵表现必然与前者有所不同。

和前述“父慈子孝”的逻辑相一致，天子必须对人民负起责任，这样才可赢得民心，民心即天命。否则就会失去民心，丢掉天命。从伦理的维度来说，《孟子》中有“保民而王”的说法，唐朝时也强调“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柳宗元更是明确指出：“天子之孝，在于保安社稷、司牧烝黎。”这些说法证明，天子在对外关系领域最大的伦理即要保证百姓和国家的安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便会发生天命转移的情况，天子因此将不再配称“天帝之子”。换言之，安全问题事关古代中国皇帝的根本利益，是其“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也在对外关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常常是决定国家间“伦理”规范的关键。此外，古代中国的儒家文化属于内敛型而非扩张型，其向农耕地区以外的版图扩张基本上都由游牧政权或游牧民族完成，中原农耕王朝在国防上主要采取防御性政策。元朝和清朝均是由游牧民族出身的皇帝所建立，它们也是古代中国疆域最广的两个朝代，即便是汉民族最引以为傲的汉唐也不能与之相比。造成这种疆域差别的原因之一在于汉儒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内向”的文化，并不主张将自身的文化规范通过武力强加于别国或其他民族，天子的盛德体现在修内治而使远方四夷“闻风向化，稽首来朝”。这便是儒家所讲求的“平天下之要在治国，治国之要在齐家，齐家之要在修身，修身之要在诚意正心、格物致知”。

在安全维度之外，其他三个影响古代中国外交关系的维度包括：文化维度、经贸维度以及地理维度。文化维度对应个体差序格局中的情感维度，因为古代中国的天子常常对周边国家中熟悉和遵从中华文化礼仪者青睐有加，而将其他地区视为蛮夷化外之地。经贸维度和地理维度则更接近个体差序格局中的利益维度，事关天子在对外关系中的贡物、人口和土地等重要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中，伦理和情感是摆在首要位置的，利益相对而言是较为次要的。孔子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天子考虑对外关系的角度来说，安全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要优先于经贸、人口和土地等现实的经济利益。

和个体的差序格局类似，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差序格局背后所反映的也是与周边政权间的交换关系，包括互酬形式的赠予和回礼，以文化上的遵从交换安全方面的保障，经贸体系中的商品交换等。安全、文化、经贸和地理四个维度的相互影响集中体现在古代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古代中国对这四个维度的统筹考量是其外交定位与决策的主要依据，并根据情势的变化动态调整对外关系。换言之，随着历史的发展，周边地区或其他民族政权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上的位置具有一定的流动性，而且随着一些政权退出这个圈层结构，另一些政权也可能进入这个圈层结构。

需要说明的是，在外交体系差序格局中，以中国为中心强调的只是一种自我视角以及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有别于古代中国认为自身总是优于其他民族政权的“中国中心论”或是“天下秩序观”。对待古代中国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外交差序格局的理论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不仅有助于跳脱“中国中心论”的窠臼，还可以超越仅依据文化、经贸或地理等单个因素来考察对外关系的局限。基于安全、文化、经贸、人口与地理等多维度的综合视角，既有利于横向分析比较特定时期周边局部区域的重要性，也有利于纵向比较发现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差异。

本文摘自《从农牧之争到陆海分流》，为该书第二章的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