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数十年写就《糖史》：一粒平凡的糖，藏着中外千年文明的交流密码|交流史|季羡林|残卷|糖史|著作

《糖史》是季羡林先生规模最大、用力最勤，凝聚心血最多也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水平的重要专著。季先生数十年专注于世界尤其是中印古代文化研究，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洞察力。他发现在糖这种看起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背后，竟“隐藏着一部十分复杂的、具体生动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翻开季先生的《糖史》，扑面而来的不仅是蔗糖的甘甜气息，更是一位东方学大师以“格物”精神叩问人类文明交流史的宏阔视野。笔者多年前曾拜读季先生这部大作，受益匪浅。如今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全新的全本单行本《糖史》，又给我提供了一个重温大师学术成果的契机。

“醉翁之意不在酒”

别开生面的文化交流史

初次接触《糖史》的读者，或许会因书名而望文生义——若以为这是一部讲述糖的制造工艺或食品工业发展的技术史，便大错特错了。季羡林在书中反复申明：“我写《糖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糖的流动，不仅是物质的流动，更是知识、技术与文化观念的流动。

《糖史》全书八十余万言，分为国内编与国际编两大部分。国内编按朝代顺序，从周秦一直写到清代，详尽梳理了中国甘蔗种植与蔗糖制造的历史演变；国际编则视野宏阔，将印度、波斯、阿拉伯、南洋、日本、琉球乃至欧美、非洲纳入考察范围。这种结构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比较视野——糖的历史从来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国家的历史，而是人类文明互动交融的历史。

为了写好这一部文化交流史，季羡林以近乎“竭泽而渔”的方式搜集资料。正史、类书、笔记、诗文、本草、医书、游记、档案、敦煌卷子、梵文贝叶经、吐火罗文残卷……凡与糖有关的记载，无不网罗。他曾自述写作过程中的甘苦：“在将近两年的时间内，我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来回五六里，酷暑寒冬，暴雨大雪，都不能阻我来往。”“从书架上取下像石头一般重的大书，睁开昏花的老眼，一行行地看下去。古人说‘目下十行’，形容看书之快。我则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养成了目下二十行，目下半页的‘特异功能’。”这种笨功夫，在今天这个动辄依赖数据库检索的时代，已然近乎绝迹。然而，正是这种看似笨拙的方法，让季羡林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发现了无数珍贵的史料，构建起糖史研究的坚实根基。

但《糖史》的真正价值，绝不止于资料的丰富。季羡林的洞见在于，他将语言学的敏锐、历史学的考据与文化研究的视野融为一体，从看似无关的现象中捕捉历史的脉动。他注意到，欧美语言中的“糖”都来自梵文。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欧洲原本没有糖，糖的原产地是印度，实物与名字一同传入西方，这就是文化交流。一粒小小的糖，就这样成为文明传播的活化石。

从印度到中国

糖的东方之旅

《糖史》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当数对中印制糖技术交流的考证。季羡林以语言学家的敏锐，从语言现象入手，捕捉到了历史的蛛丝马迹，继而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层层剥茧，还原出技术传播的清晰路线。

中国虽然在先秦时期已有甘蔗，当时写作“柘”，但最初只饮蔗浆或生吃。《楚辞·招魂》中的“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表明当时人们是把甘蔗汁作为饮料或调味品，尚未掌握制糖技术。制糖术在中国的出现，是后来从印度传入的。季羡林考证指出，东汉三国时期，中国文献中开始出现“西极石蜜”的记载，表明来自西方的糖品已进入中国。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引进，发生在唐代。《新唐书》卷二二一上《摩揭陀》明确记载：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学习熬糖法，诏令扬州进贡甘蔗，按照印度方法榨汁熬制，结果“色味逾西域远甚”。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制糖技术的一次飞跃。季羡林通过对勘多种文献，包括《续高僧传·玄奘传》的记载，还原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王玄策奉使印度时，从菩提寺召来石蜜匠，随同回中国，奉敕往越州利用当地甘蔗造糖。这一过程表明，中印之间的技术交流不仅是简单的“拿来”，更包含了技术的本地化与再创造。

然而，历史的线索并未仅止于此。一番机缘之下，季羡林在敦煌残卷（P.3303）背面发现了一段关于印度制糖法的珍贵记载。这份残卷字迹潦草，有错别字，显然出自工匠之手，而非文人学士。它详细描述了甘蔗种类、榨汁方法、熬制过程，以及如何制造“煞割令”（梵文“糖”的音译）。这一发现表明中印制糖技术的交流不仅有官方渠道，更有民间渠道。老百姓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学习、传播这门技艺。季羡林敏锐地指出，这份残卷保存在根本不产甘蔗的敦煌地区，恰恰说明制糖技术已经深入到民间，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常见知识。

更令人惊叹的是，季羡林通过考证证明，制糖技术的传播并非单向的“印度→中国”，而是双向互动的。

中国在学习印度技术后加以改进，制造出“色味逾西域远甚”的糖。《新唐书》中这个“色”字尤其值得注意——季羡林认为，这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糖在颜色上比印度的更白，已经开始了从红糖向白糖过渡的尝试。到了宋代，中国制糖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王灼《糖霜谱》这样的专门著作，详细记载了四川遂宁一带制造糖霜（即冰糖）的工艺。

元代，中国制糖技术又迎来一次重要的外来影响。马可波罗记载，福建当地原不懂精制白糖，忽必烈汗派“巴比伦人”来传授用树灰炼糖的技术。季羡林考证，“巴比伦人”很可能指来自埃及开罗的工匠。埃及在中世纪是制糖技术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其精炼白糖的技术通过蒙古帝国的东西交通网络传入中国。

明代是中国制糖技术发展的又一高峰。季羡林对明末发明的“黄泥水淋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新技术的流动并未止步于中国。季羡林发现，印度一些语言中称白糖为cīnī，意为“中国的”。他结合《明史》中关于孟加拉“百工技艺悉如中国，盖皆前世所流入”的记载，以及《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明代著作中对榜葛剌（孟加拉）产糖霜的记述，推断中国白糖曾通过海路大量输入印度孟加拉地区，时间至迟在明末清初。

一粒小小的糖，就这样串起了中国、印度、波斯、埃及之间长达千年的技术交流史。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糖史背后的文明信念

《糖史》的价值，不仅在于它钩沉出多少历史事实，更在于它体现了一种看待人类文明的视角。季羡林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信念： “人类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大事如此，小事也不例外。像蔗糖这样一种天天同我们见面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一部错综复杂的长达千百年的文化交流的历史。”

这种信念，来自他数十年来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耕。从早年留学德国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到归国后翻译《五卷书》《沙恭达罗》，研究印度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从考证“猫名”寓言的演变、柳宗元《黔之驴》的取材来源，到撰写《糖史》，季羡林始终关注的是文明之间的交流与互鉴。他相信，人类尽管有肤色、语言、宗教的差异，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相通性。文化交流不是某一方对另一方的单向恩赐，而是人类多向交流、共同进步的必由之路。这种视野使《糖史》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著作，而成为一种人文精神的表达。季羡林在《糖史》自序中写道：

我有一个别人会认为是颇为渺茫的信念。不管当前世界，甚至人类过去的历史显得多么混乱，战火纷飞得多么厉害，古今圣贤们怎样高呼“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我对人类的前途仍然是充满了信心。我一直相信，人类总会是越来越变得聪明，不会越来越蠢。人类历史发展总会是向前的，决不会倒退。人类在将来的某一天，不管要走过多么长的道路，不管要用多么长的时间，也不管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途径，总会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

季羡林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正是冷战刚刚结束、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今天读来，更觉意味深长。在人类日益被意识形态、民族隔阂、宗教信仰割裂的当下，《糖史》以其扎实的考证和宏阔的视野提醒我们：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从来都是人类历史的常态，而非例外。任何一种看似“纯粹”的文化，其实都是多种文明交汇融合的产物。

从一粒糖看世界

格物精神的当代启示

如果说《糖史》有什么当代启示，或许正在于它所体现的“格物”精神——从最细微处见宏大，从最日常处见历史。我们每天食用的糖，看似平凡无奇，却承载着人类文明数千年的智慧与创造。文明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共同生长的过程。季羡林在《糖史》中揭示的，正是这种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

作为一部倾注了作者二十年心血的巨著，《糖史》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学术研究不在于追逐热点，而在于以沉潜之心探究人类文明的深层问题。季羡林以其一生学识的积累，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关于文明交流的经典。即便是如此一粒小小的糖，也承载着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追求。（作者郁龙余系深圳大学师范学院顾问、印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