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作为一种政府体制的民主正在倒退。在经历了50多年的自由民主扩张之后，民主进程在世纪之交陷入停滞，如今更是呈现逆转之势。
2025年，在接受评估的179个国家中，仅存31个自由民主国家。曾经作为民主典范的美国，由于权力制衡、言论自由、公民权利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指标的下滑，已从“自由民主国家”降级为“选举民主国家”。
澳大利亚是为数不多的现存自由民主国家之一，且处于领先地位。面对反民主力量的崛起和日益脆弱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亦无法独善其身。
格拉顿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报告《为了人民：为澳大利亚民主提供未来保障》指出了澳大利亚民主体系面临的主要脆弱性，并探讨了构建更具韧性的优质民主体系的契机。
澳大利亚拥有深厚的制度底蕴。作为全球领先的民主国家之一，我们在国际民主健康指标以及预期寿命、人类发展指数、就业率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一系列经济社会指标上始终名列前茅。
这并非偶然。民主制度是我们繁荣的基石，也是权利与自由的保障。国际经验表明，民主制度在促进和平与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能带来更长的寿命和更普及的教育。
社会信任同样至关重要。人际信任度较高的国家往往具备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低的收入不平等，这反过来又巩固了民主的韧性。
促成澳大利亚繁荣的国际秩序正面临严峻考验。当下不仅是经济和生活水平动荡的时期，更是自由民主制度本身备受煎熬的时代。我们的报告对澳大利亚最大的资产——民主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估。
令人欣慰的是，澳大利亚民众对民主的支持一直十分坚定，甚至与日俱增。仅有极少数人对现有体制感到不满或冷漠，且数据表明这种情绪并未蔓延。
隐忧在于，我们的社会契约正承受重压。这具体表现为经济悲观情绪蔓延、对子孙后代忧心忡忡、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归属感减弱，以及对政治人物的信任度跌至谷底。
尽管澳大利亚人对民主的支持率居高不下，但对民主实际运作方式的满意度却显得十分脆弱。
在未能从现状中获益的群体中，对民主的满意度通常较低。最显著的例子是，我们的制度长期未能保障原住民的权益，也未能为新移民提供充分支持。
低收入群体和面临财务压力的澳大利亚人，往往对民主表现出较低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租房者的满意度低于有房者，偏远地区居民的满意度也普遍低于城市居民。
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群体是一个例外。尽管他们在澳大利亚生活时常面临劣势，但他们对本地民主运作方式的满意度通常高于本土出生的澳大利亚人。分析人士指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他们曾在其他政治体制下生活的亲身经历。
每个人都需要确信体制能为自己服务，哪怕它偶尔失灵。如果某些群体在现有体制下长期缺乏安全感、机会或社会团结，我们便无法奢求他们去信任或捍卫这一体制。
在不满情绪滋生之处，全球性挑战引发危机的风险正在加剧。有三大相互交织的全球性风险，正对民主制度构成严峻考验。
首先，传统新闻媒体的衰落与网络社交媒体的崛起，正在瓦解我们的事实基础，使虚假信息和极端观点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变得更为显眼。全球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以及海外反民主力量的崛起，正在考验澳大利亚国内的社会凝聚力。最后，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发生的概率不断上升，使得民主政府在为民众创造福祉时面临更大阻力。
需要明确的是，这些是风险，而非必然结果。民主的韧性恰恰在于其识别挑战并作出集体回应的能力。
基于研究与广泛咨询，我们为澳大利亚构建更具韧性的优质民主体系提出了五项优先任务：
民选的联邦议会是澳大利亚民主的核心。外界呼吁应开展独立审查，探讨如何提升议会的代表性和运作效率，从而重建政治信任、改善政府行政管理，并促进更长远的决策。
我们需要拓宽民众发声与被倾听的渠道，并明确公民身份的获取路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应积极将公众参与融入现有制度的运作之中。
打造健康的公共舆论空间，需要确保新闻媒体的可持续发展，并加大对生产可靠信息机构的投入。同时，我们应积极尝试应对虚假信息的策略，以检验哪些方法能够在宏观层面奏效。
在民主制度中，程序固然重要，但结果同样关键。澳大利亚人需要确信，政府体制能够为他们服务，并创造出优于现状的未来。
危机是建立或摧毁信任的关键时刻，而未来的不确定性几乎注定会加剧。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对已知风险的脆弱性、建立财政缓冲机制，以及合理引导民众对政府纾困能力的预期，来做好充分准备。
政府有能力也理应在此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但我们绝不能忘记，在民主制度下，我们是自我治理的主体。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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