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25号,687团团长张绍东和参谋长兰国清说要去看地形,结果带着几个亲信就跑掉了,他们打算投靠国民党那边,可是走到一半,手下的人突然全都掉头返回部队,只剩下几个人溜到晋东南地区,后来再没有消息传回来,徐海东听说这件事以后当场吐血,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这件事不光是有人逃跑那么简单,更关键的是张绍东早就跟当地地主的女儿来往很密切,收钱收东西,生活作风越来越不像个红军干部的样子,这不是偶然犯下的错误,而是思想被慢慢腐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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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带病坚持整顿工作,朱德也亲自到武乡召开会议,要消除张绍东留下的问题,田守尧接任团长后,很快与政委黄克诚产生矛盾,他不愿一起吃饭,不配合行动,开会还经常迟到,有人认为这是他脾气固执,其实不是这样,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军事主官和政委之间谁负责决策,大家心里都不清楚,这种摩擦在当时很多部队都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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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7月6日,八路军第344旅在阳城北町店设伏,阻击向西推进的日军部队,战斗持续数小时后,虽造成敌军一定伤亡,但未能歼灭其主力力量,待日军增援抵达后,只得撤离战场,朱德在审阅战报后,对此次作战失利提出严肃批评,并将此事件与张绍东叛逃、田守尧不服从政委指挥等问题并列分析,他指出组织涣散导致指挥混乱,进而影响部队士气,这场鲜少被提及的战斗,促使中央认识到评估部队战斗力时,不能仅关注胜仗数量,更需重视队伍的整体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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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没有同意朱德让田守尧当代理旅长这个提议,原因很简单,他年纪轻才二十二岁,资历也浅,队伍内部的问题还没处理好,后来调了杨得志来代理旅长,他二十七岁,参加过长征,带过兵,做事更稳妥,田守尧没去送徐海东,朱德发了火,就让黄克诚开党委会,会上没人说话,干部们都低着头,谁也不表态,这不是支持田守尧,也不是同意上级压人,就是怕说错话,干脆不说——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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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到了以后,没有换掉手下的人,也没有训话,直接带着队伍去打游击战,他安排战术很仔细,遇到情况反应很快,几场小仗都打得漂亮又干脆,田守尧一开始心里还别扭,后来慢慢看着,接着就默认了,最后主动配合起来,这个转变不是靠批评人,是靠实实在在的战绩和不张扬的本领,张绍东被糖衣炮弹打垮了,田守尧却被真本事收服了,这说明,要让队伍稳定,光靠纪律不够,还得让大家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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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南方的新四军也出过类似情况,指挥员不听从政委安排,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国共合作表面上很热闹,但日本伪军和国民党都在私下接触基层军官,思想上的防线比枪炮防线更容易动摇,杨得志后来当上了上将,田守尧在1943年海上遭遇袭击牺牲,两人命运从这里分开,起点就是1938年那个没人敢说话的会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