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富充
编辑｜苏建勋
2026年春天，“龙虾”火热异常，也直接带火了另一个概念：OPC（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的概念最早源于2013年英国公司法，原指法律意义上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在AI浪潮下，它被重新定义，演变为一种个人或极小型团队，借助AI工具，即可实现全链路闭环的新型创业模式。
越来越多的商业领袖为OPC概念站台。周鸿祎说，一人公司是 AI 时代“超级个体”的极端形态。本质是1个人指挥N个AI智能体，人做决策、AI 做执行。美图创始人吴欣鸿则在内部设立专项基金，鼓励10人以下的小团队申请，同时美图也推出新产品Meitu CLI，明确喊出要让“一人公司和初创团队”也能像专业团队一样调用影像能力。
从创业圈到成熟企业，AI工具正在重塑产品开发的最小单元，其带来的效率杠杆，在OPC群体中尤为凸显。
一人创业加速社区鸿鹄汇Honghub近日发布《2026一人公司洞察报告·重力、杠杆与进化》，首次提出面向一人公司OPC的AI效能评估指标HACR（Human-AI Cost Ratio，人机成本比），并发布中国市场2026年基准值：一人公司每投入1元AI成本，等效替代约72元开发人力支出。
△图片来自 《2026一人公司洞察报告·重力、杠杆与进化》
2025年下半年以来，一人公司逐渐从创业圈的自发现象，演变为被政策体系正式接纳的新型经济单元。杭州、深圳、上海、苏州、北京纷纷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据公开信息，目前全国已有23个城市发布OPC相关政策。
《智能涌现》对谈了这波浪潮中，两位颇具代表性的“超级个体”创业者：
“遇见森林”创始人郑国俊已有多年创业经历，过去三年里，他把团队从30人压缩到3人，在AI工具辅助下效率不减；“龙虾”赛道爆火后，他们又在14天内搭出了可上线的Agent协作新产品。
“00后”创始人Arvin体现的则是AI降低创业门槛的典型样本，两人团队、十几万启动资金，在AI帮助下把原本资源有限的个人创业跑了起来；“龙虾”出现后，他在语音硬件新项目EinClaw中，补齐对供应链和创业判断力的认知。
这些极小团队积极撬动AI杠杆，迅速补足执行层和知识空白，跑完从想法到产品的全过程。
但看得越深，我们越确认一个判断：AI降低的是“入场”的门槛，而至少在现阶段，“成功”的天花板却并未降低。
Demo可以速成，但产品定位、审美品位、痛点挖掘——这些决定生死的判断力，AI无法代劳。即便跑通了业务闭环，能否把它复制成可持续的收入、扩大客群，考验的依然是人的商务能力。
Honghub鸿鹄汇发起人邹凌曾经对《智能涌现》表示，称职的极小团队Founder，要会找机会、有执行力、能自我营销能把一人公司或者这种极小组织公司良好经营起来的Founder，身上通常具备以下三种核心能力：
一，找机会的能力。他们往往在某个行业深耕多年，可以从自身行业经验中提炼真实痛点、找到可以用AI改进的低效环节。
二，快速执行力，能借助AI独立完成短时间内做出初版甚至多个Demo，然后迅速获得反馈，聚焦最有潜力的方向迭代。
三，AI时代，很多早期项目并不依赖ToB销售或获客团队，个人创业者还要擅长用社交媒体为自己“代言”。得有找到早期用户、验证需求，甚至带来现金流的能力。
这篇文章记录了两位OPC创业者的真实经历。我们想呈现的，不仅是一套小团队创业的方法论，更是他们在这一轮变革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收获与反思。
郑国俊：AI代替了员工、客户、CEO，但商业化的关还得自己过
“龙虾”火了不到两个月，“遇见森林”联合创始人兼CEO郑国俊就决定关掉运营两年多的AI写真业务“45AI”，彻底转向“龙虾”相关的新项目。
关停旧业务并非因为“不赚钱”，今年2月，45AI还在稳定产生现金流，之前最火的时候零市场预算情况下，上线7天超10万付费用户。
但郑国俊判断：既然已经看到Agent是AI创业的未来方向，存量业务增长有限，要做就把有限的资源All In在新赛道。
郑国俊毕业自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做过投资；创业前在"出门问问"担任AI产品经理的经历，让他对用户需求和产品形态的变化更为敏感。
△郑国俊（左二）在一人公司社区HongHub的对谈活动现场，图片：采访对象提供
新项目名为Clawroom，让不同主人的Agent能在同一套协议下接活、协作、交付，这可以解决目前“龙虾”难以跨组织沟通协作的问题。
具体而言，现在的初步产品像个“龙虾”协作“聊天室”：甲方给自家“龙虾”下任务，它直接在这里对接乙方“龙虾”执行，人只负责验收和兜底。
比如，甲方说“下周发5篇小红书笔记”，自家“龙虾”就在Clawroom里指派给乙方“龙虾”，甲方等结果即可。
最初，郑国俊其实还没想清楚产品具体长什么样，只是看到B端客户有想让企业Agent之间更高效协作的诉求。产品思路是他和Claude一轮轮聊出来的，然后Claude Code完成多款Demo。从立项到第一版上线，3个人，14天。
郑国俊估计，放在前AI时代，这至少需要一个10人的团队，花费2个月；更大的可能是，团队会因为周期太长和不确定性直接放弃这个新业务。
这也是AI时代产品开发的明显变化：不再憋大招，而是可以先做出最小原型，放进真实场景里快速迭代。
过去三年，郑国俊的团队从近30人缩减到3人，AI几乎参与了公司事务的每一个环节。
最初的替代从实习生开始。问卷调研、用户需求挖掘——这些重复性高、创造空间小的工作，交给GPT-3.5后，一个实习生能完成过去几个人的活。
后来是程序员。GitHub Copilot让一天的工作量压缩到四小时，擅长AI编程的人能把三周的工作量四天干完。
替代不止于执行岗。郑国俊甚至让AI扮演CEO：拆解竞品功能、分配开发任务、制定迭代计划——AI完成得有条不紊。
最近，在“龙虾”承担起运营等工作的情况下，原本只负责写代码的CTO，也开始独立运营一个新的小红书账号，发布商品推广图文。最初有客人来询价时，CTO并不清楚该怎么报价，还是“龙虾”客服向对方提出了价格方案。
但效率的提升，并没有让创业变得更容易。
郑国俊越来越清楚：AI改变的是效率，不是商业的底层逻辑。团队可以更小，开发可以更快，Demo可以更容易做出来——但客户不会因此自动出现，获客这些市场行为，仍然离不开人。
而且，极小团队的项目，往往不是资本青睐的类型，就更要把商业化闭环跑通。
2022年之后，融资环境变差，郑国俊想明白一个道理：融资和做生意是两套逻辑。融资青睐的是可规模化、可上市退出的故事，但一人AI创业项目通常基于某个细分需求和创意，很难符合这个预期。
更重要的是，股东多了，转身就会慢。比如关停“45AI”这件事——郑国俊清楚，存量业务的增长已经到头，继续维持只会分散精力。在这个三个月就变一次的行业里，决策速度比钱值钱。但如果公司有多位股东，就难以执行：会有更多人劝他不要关掉一个赚钱的业务。
所以郑国俊反复强调：如果选择做生意，Day 1就要想好怎么赚钱。不要被热钱冲昏头脑。
从30人到3人，不只是一个“AI提效”的故事。它真正说明的是：AI让团队更轻了，让转身更快了，但商业这道关，最后还是得创始人自己过。
Arvin：一个不想做“牛马”的00后，在AI“一人创业”里迭代判断力
正是AI工具的出现，让EinClaw项目联合创始人Arvin意识到“我也能先把公司开起来”。
2025年10月，Arvin从上家公司离开，扎进AI创业，做截图管理App。他的基本盘并不“华丽”：“双非”大学延毕两年，国际商务专业，在区块链公司做过三年产品经理。十几万的启动资金，行业资源有限，团队只有他和合伙人Affe两人。
这样的起点，在过去很难撑起一个产品团队。但在AI时代，它变得可行了。开发、法务、财务、隐私政策——没经验的事，先问AI；有了产品想法，就让Vibe Coding工具执行开发，人不需要在大量沟通和会议中浪费精力。
这也是Arvin最初对“一人公司”的理解：不想在大厂做低效运转的“牛马“，而是尽可能无损地把自己的能力直接转化进业务。
但AI是帮手的同时，也是竞争者。
12月30日，Arvin留意到了当时还名为ClawdBot的“龙虾”，但判断这是一款有安全风险的Claude Code，没有过多关注。1月10日，他初次试用后，失眠到凌晨四点。那一晚他做出的判断不是“来了个新工具”，而是“之前的App功能会被“龙虾”覆盖，项目必须转向”。
后来的故事一路加速。
2月，Arvin开始考虑做一款能接入“龙虾”的语音硬件——像Plaud一样挂在身上，不用解锁手机，就能语音输入想法并传给“龙虾”执行任务。他和合伙人在3月初的上海DIIS 硬件黑客松上，把“语音+Agent+硬件”的想法完整串起来，获奖，项目开始启动预售。
△DIIS 硬件黑客松上，Arvin（左）和合伙人Affe的“龙虾”语音硬件创意获奖，图片：采访人提供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难点。因为他和合伙人都没做过硬件，供应链磨合一开始就走了弯路。熟人报来的硬件方案价格要20万元，对一个刚起步的小团队来说，这不是个小数目。
项目一度陷入停滞，直到Arvin的另一位朋友指出，其实上述方案在5万元以内就可以做下来并推荐了相应供应链，项目才得以继续。
在Arvin看来，创业至今，业务具体内容变了，但底层逻辑其实没变。无论是最早的截图App，还是后来的语音硬件，本质上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帮用户沉淀日常产生的大量 context，并真正把它调用起来。
真正变化的，是Arvin对创业的理解。
他会反思自己对业务的研判有些“滞后“：为什么12月30日看到那个产品时，没有更早一点认真试用？为什么被供应链报出20万元后，没有再继续找其他供应链验证信息是否属实，导致项目陷入了短暂的停滞？
他慢慢意识到，有了AI作为执行层之后，极小团队中真正稀缺的，是创始人的判断力。
如果说，Arvin眼中大公司的“苦”在于消耗，那么小团队创业的“苦”，就在于没有缓冲层。判断的后果，要自己承担；一个成员状态差，团队产能就会立刻打折；方向判断慢一步，窗口可能就没了。
AI的杠杆，让Arvin这样的年轻人有机会低门槛开启创业，也逼着他们更早面对创业里最硬的一层：能力不只是做得快，还包括想得对。
Arvin在过去8个月摸出了一套现实经验：
团队再小，也要有个“J”人能排优先级、搭框架；
合伙人最好先在黑客松这类高压协作里验一遍——能不能一起扛压力，比履历更重要；
AI工具要多用，但也要知道它做不了什么——设计、审美、营销判断这些事，自己不够强就得尽快找专业人士帮忙；
办公环境不是小事，对极简团队来说，一个能迅速进入心流的空间，本身就是生产力。
△Arvin最近离开工作多年的深圳，入驻杭州HongHub办公室，他选择在办公室里搭帐篷住，图为和好朋友一起参观他的帐篷 ，图片：采访人提供
Arvin说起，自己创业的动力，也包括极强的、对运转效率低下的旧公司体系的厌恶，因此即使退回到起点，仍然会选择“极小公司创业”这条路。
“因为别的路也要吃苦，只是那些苦不是他想吃的，自己做创业，最差最差，也不过是一场白日焰火。”Arvin说。
封面来源｜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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