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儿童的历史读物，会不会存在对历史人物的“美化”甚至“洗白”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情况还不是个例。
这些年，时不时就有家长发现，一些号称“权威”“畅销”的少儿历史书里，出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表述。
这次被曝光的，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一本叫《写给儿童的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儿童读物，最近被家长推上了风口浪尖。
问题出在它对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描写上，按照这本书的叙述，多尔衮被塑造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一个“大好人”。
对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有多离谱。
真实的多尔衮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清军入关后的实际统治者，在摄政的七年时间里，推行了一系列针对汉民族的压迫政策。
史学家把这些政策归纳为“六大恶政”：屠城令、禁关令、剃发令、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
先说说屠城令。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了快速树立权威，多尔衮在直隶三河、昌平、良乡等地制造了多起屠城事件。这些暴行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后来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都是这种“屠城立威”逻辑的延续。
再看剃发令。1645年，多尔衮强制推行“剃发易服”，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要是违抗，就会被处死。根据《嘉定屠城记》记载，清军当时在每家每户进行“地毯式搜索”，一旦发现留有长发的人，当场就斩杀。
这段历史也被荷兰商人约翰·尼霍夫的游记、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的《鞑靼战纪》、法国神父张诚的北京日记所印证，这可不是单一的证据，而是多方相互印证的史实。
还有圈地令。多尔衮允许满清贵族以“跑马圈地”的方式，合法侵占汉人的土地。大量农民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田地，沦为流民或者奴隶。与之配套的是投充法，允许八旗子弟将汉人充作奴隶；以及逃人法，规定逃跑的奴隶被抓回后要刺字、鞭打，三次逃跑者处死。
更严酷的是连坐制度，谁敢藏匿逃奴，全家斩首，邻居连坐流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逃人档》中，有这样的原始记录：“逃奴王二，于顺治五年五月被获，鞭一百，贯耳，发往宁古塔为奴”；“窝主张三，因收留逃奴，全家斩首，邻居连坐徙边”。
这就是多尔衮摄政时期的真实面貌。他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加重民族矛盾、给汉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罪魁祸首之一。
这样一个人，在一本写给孩子的历史书里，被洗成了“大好人”。这已经不是“观点不同”的问题，而是对历史事实的刻意歪曲。
这本书的出现，暴露了三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少儿历史读物存在“去悲剧化”的倾向。很多作者和编辑有个错觉，觉得给孩子看的东西，必须是“阳光的”“正面的”“不留下心理阴影”的。
于是，他们把历史中的血腥、残酷、黑暗全部过滤掉，只剩下“好人好事”和“光辉事迹”。这个出发点是善意的，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孩子读到的历史，是一个被阉割过的、虚假的历史。他们不知道战争会死人，不知道改朝换代伴随着屠城，不知道所谓的“盛世”建立在多少人的血泪之上。
等到他们长大，接触到真实史料的那一刻，要么三观崩塌，要么对曾经的启蒙读物产生深深的怀疑和厌恶。
历史教育的第一课，不应该是“谁是好人是坏人”，而应该是“真实发生过什么”。你可以选择怎么讲，但不能选择讲不讲。
第二，“翻案风”正在悄悄渗透少儿读物。多尔衮被写成“民族英雄”，不是个例。
近些年，一些历史人物评价出现了“逆向翻案”的苗头，秦桧被说成“替皇帝背锅”，李鸿章被说成“裱糊匠式的悲剧英雄”，甚至某些被定性为负面的人物，也被包装成“被误解的能臣”。
成年人之间的学术讨论，这没有问题。但把这些尚未有定论、或者已经有明确结论的翻案观点，直接塞进儿童读物里，就是一种误导。
孩子没有辨别能力，书上写的，他们就会信。
你把多尔衮写成英雄，他就真以为多尔衮是英雄。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以后要花多少力气才能纠正呢？
第三，审核机制存在明显的漏洞。一本书从作者交稿到上市，要经过责任编辑、复审、终审三道关卡。少儿读物的审核标准比一般图书更高，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低级错误。但它就是出现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么是审核人员专业能力不过关，连清初的基本史实都不清楚；要么是审核流于形式，翻翻目录、看看插图就签字放行；要么是出版社本身就有某种立场倾向，刻意放行这类“翻案”书稿。无论哪种情况，都让人不寒而栗。
这一本被发现了，还有多少本没被发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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