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儿多母苦，家大分心”，可真到了老人床前，你猜怎么着？往往是那个最不显眼的老二家，扛下了所有的苦。

1983年腊月二十八，柳沟村东头的土坯房里飘出一阵能把人魂勾走的香味。那是只养了三年的芦花母鸡，家里唯一的下蛋鸡，我爹抽了半根烟才舍得下手。为啥？奶奶瘫在床上四个多月了，赤脚医生老周私下跟我爹交了底：想吃啥吃点啥吧。这鸡一杀，开春后我和六岁弟弟的鸡蛋就彻底断了指望。

清水加姜片炖了大半天，没任何好调料，那鲜味却顺着烟囱飘出了半条村。我娘先给奶奶盛了满满一碗带鸡腿的，转身往锅里添水切土豆萝卜——因为大伯一家四口，准时准点地闻着味儿来了。

说起来，奶奶原本跟着大伯过。七九年爷爷走时分了家，大伯拿了砖瓦房和老井，我爹分了三间破土坯房和二亩薄地。奶奶在大伯家待了四年，大伯母摔锅摔碗地给她脸色看。八二年秋天奶奶摔了一跤，冬天彻底下不了床，大伯母伺候了没几天就开始跟邻居抱怨“老二家一个月才来一回”。我爹听见了，当天就把奶奶接回了家，在堂屋用布帘子隔出张板床。

从那以后，我娘白天下地做饭擦身子，夜里起来接尿，一年瘦脱了相。这碗鸡汤，是她一整年隐忍的缩影。可大伯母进门后，眼睛直勾勾盯着盆里的肉，筷子翻得飞快，十二岁的堂哥建国三两口干掉两块鸡肉，我弟弟一口没捞着。我娘只能往锅里猛兑水。饭吃完，盆见底，连浑汤都没剩。

我娘去热奶奶床头那碗原封未动的鸡汤时，奶奶只说了五个字：“端走吧，吃不下。”声音很轻，却硬得像铁。我爹后来跟我娘说，娘不是没胃口，是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她心疼的不是那碗汤，是儿子杀了唯一下蛋鸡的心意，被不相干的人稀里糊涂造了。

大年初一，奶奶把我叫到床边，让我娘翻出床底下的月饼铁盒，里面是四百二十块钱。那是她七八年从爷爷退休金和大伯三叔给的零花钱里，一分一分抠出来的。她交代得清清楚楚：一分不给大伯，全留给我家给孙辈交学费。正月初八凌晨，奶奶走了，走得很安静。三叔花钱买了百十块的柏木棺材，大伯出了五十块和十斤白面，我爹出的全是力气。

那年秋天，我娘从铁盒子里抽出五块钱，给我和弟弟交了学费，一人两块五。后来每到过年炖鸡，我总会先盛一碗搁在桌角。老公问给谁，我说给奶奶。有些疼，不用敲锣打鼓，藏在一碗没喝完的汤里，藏在一个干瘦老太太推开碗的手心里，够你记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