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陈炯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历史课本里那个“背叛革命”的标签，除此之外好像没什么太深的印象。有人骂他是反复无常的叛徒，也有人说他只是政见不同的探索者，说白了就是生错了时代。他这辈子风光过也折腾过，最后败走香港蜗居在此，1933年去世的时候，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那他走后，留下的妻子和八个子女，最终都落了什么下场呢？
陈炯明1878年出生在广东海丰一个商人家里，小时候家里条件其实还不错。谁知道接连遭逢变故，三岁没了父亲，六岁又走了祖父，好好的家一下子就败落了。早早见惯了人情冷暖家道中落，他比同龄孩子成熟太多，很小就靠着自己发奋读书。
二十岁的时候，陈炯明考上了秀才，照这个老路走下去，当个清朝的官员问题不大。可他考了功名之后，对死板的八股文完全提不起兴趣，也没接着考举人，转头去读了新式学堂。在那里他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句话，直接被他刻进了骨子里。
说起来，陈炯明从根上就和早年同盟会的那帮人不太一样，他还曾经加入过满清的国会。对他来说，推翻满清从来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改变现状的手段，加入同盟会也一样。孙中山那些偏左的主张，触动了他的核心利益，他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既得利益的一份子。
辛亥革命之后，陈炯明在广东本就有威望，很快带着当地民军光复了广州。之后他就在广东按照自己的想法搞建设，改善治安拓宽马路，送学生留学还修了公园，连鸦片赌博都一刀切禁了。这些举措其实和孙中山的主张没什么冲突，真正的矛盾都在更核心的地方。
两个人最大的分歧，是对未来中国的规划完全不同。孙中山想仿照苏俄，建一个以党治国的国家，这完全不是陈炯明想要的结果。陈炯明心里的理想中国，是联省自治，说白了就是学美国的联邦制度，想搞出一个东亚版的美国。
在陈炯明看来，当时中国那么乱，当然要统一，但统一的方式得对。中央要是不肯给地方让渡权力，那就是重走清朝的老路，早晚还得乱。他觉得孙中山的党治，本质还是少数人统治多民族，本身就是分裂的导火索。辛亥革命后军阀当道的例子就摆在眼前，他怎么可能放心把权力全交到一个政党手里。
孙中山觉得当时中国民众还没开化，得先由政党带着大家建设，等民众开智了再把权力交出去。陈炯明不认同这套说法，他说要是少数政党握了最大的权力，谁来监督这个政党呢？到时候政党变成新的北洋军阀，那革命不就白搞了吗？所以他坚持要学美国，让各省自己定省宪，让老百姓自己管自己的事。
说白了，陈炯明就是混在革命者里的立宪派，是维新运动培养出来的人，自然和其他国民党人格格不入。他作为立宪派最大的特点就是认死理要法治，可北伐前的国民党本来就在非常时期，本来就做不到完全按规矩来。一来二去，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大，最后干脆彻底决裂，闹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兵变失败之后，陈炯明就败走香港，躲了起来。
躲去香港的陈炯明也没完全退出政治，反而干了一件影响不小的事。他把原来偏帮派性质的洪门致公堂，改造成了有明确民主纲领的致公党。后来这个党还成了海外华人里影响力最大的党派，不少人都认同他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之后，陈炯明没含糊，带着致公党全身心投入抗日。给内地输送了好多人力财力，还专门组建了致公党义勇军团开去东北前线抗日。1933年，陈炯明在香港病逝，死前最后喊出的两个字，是“共和”。
他把自己所有的家财都拿出来支援抗战了，死的时候家里穷得连买棺材的钱都拿不出来。最后只能用本来准备给他母亲的棺材，先把他装殓了。他的长子从上海匆匆赶去香港见最后一面，没想到自己也染上病，没几天也走了。最后父子俩同一天下葬，说起来真的是挺让人唏嘘的悲剧。
陈炯明走后才一年，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小儿子也相继染病去世了。剩下的几个女儿嫁人之后，就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过起了普通人的小日子，没再激起什么水花。这么多子女里，只有次子陈定炎活到了成年，后来他移居美国，还在美国的大学里当老师。他晚年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现在学界对陈炯明的评价不再一边倒喊“叛徒”，这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陈定炎的功劳。
直到今天，说起陈炯明，评价还是两极分化吵个不停。有人说他一叛再叛，反复无常，就是个投机分子。也有人觉得他只是政见不同，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只是走了一条自己认为对的路。
他从来没把革命当成最终目的，加入革命加入国民党，对他来说都只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手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信条，他守了一辈子。不管他选的路对不对，他确实在那个全民迷茫的年代，给中国探索过另一种可能性。
参考资料：鲁东大学学报 《陈炯明“联省自治”思想浅析》；《谜一般的人物——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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