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深秋，我刚过三十二岁生日。家里催得紧，三番五次要我回去相亲。那年头，三十出头的光棍男在亲戚嘴里，几乎就是“不成器”的代名词。
我鼓起勇气，走进办公室。刘洁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捏着一支钢笔，正低头批着文件。她三十四岁，刚调来厂里不到半年，短发利落，西装笔挺，眉眼之间有种让人不敢随便靠近的冷。
我清了清嗓子：“刘姐，我想……请一天假。”
她没抬头：“理由。”
我有点不好意思：“家里安排了相亲。”
刘洁终于放下笔，慢慢抬眼看我，嘴角微微一勾，整个人往前倾了一点，声音压得很低，像风吹过耳边：“你敢去试试？”
那一瞬间，我心脏像被人攥了一把，说不清是紧张还是莫名的兴奋。
我笑了笑：“我……也得考虑家里意思。”
她只是“嗯”了一声，把目光收回到文件上：“你自己掂量。”
走出办公室，我的心还是乱的。那句话不像是命令，更像是挑衅。可她眼神里的那抹光，让我有种被抓住的小秘密的感觉。
第二天，我还是去了相亲。地点在新开张的“金秋茶楼”，一壶铁观音，几碟瓜子，姑娘穿着白毛衣，笑容温柔。聊得还行，但我心里一直莫名惦记着昨天刘洁的那句“你敢去试试”。
回到厂里时，已经是傍晚。刘洁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看见我，淡淡问：“玩得开心吗？”
我愣了：“就喝了点茶。”
她突然笑了一下，带着一丝揶揄：“那还好，省得误了工作。”
我没接话，只觉得这女人的话总像套着一层意思，让人猜不透。
那段时间，厂里为了冲年底的任务，加班成了家常便饭。厂里搞了个消费奖励活动——连续加班五天，就能拿到商场的购物券。
我为了多赚点票，几乎天天在厂里熬到十一点。刘洁也留在办公室，经常比我走得还晚。夜里厂区空荡，走廊的灯一盏一盏灭下去，整个楼里只剩我们办公室透出一格昏黄的光。
有一回我正盯着图纸发呆，她从茶水间走出来，把一杯热姜茶放在我手边：“别光顾着干活。”
我接过茶，杯口的热气混着她身上的香水味，直往鼻尖钻。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女人的冷，是给外人看的。
元旦前夕，我们部门一起去商场用购物券。她选了一条深蓝色的围巾，转身问我：“好看吗？”
我点点头，她又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把围巾递过来：“你戴戴看。”
我愣住：“我一个大老爷们，戴这颜色合适吗？”
她笑了：“试试又不会少块肉。”
围巾的布料柔软，缠在脖子上时，她的手指轻轻碰到我的颈侧，像有一股电流从皮肤滑过去。我咽了口唾沫，心跳比刚才快了一倍。
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动作，来得不动声色，却足够让我一晚上睡不着。
春节后，我接到调去外地出差的任务。刘洁亲自点名让我跟她去，说是谈一个大客户。
我们坐了整整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凌晨到的地方宾馆客满，只剩一个双人间。前台问要不要加床，刘洁淡淡地说：“不用了。”
进了房间，她径直坐到床边，脱下外套：“你睡那边，我睡这边，别多想。”
我“嗯”了一声，却怎么也不敢闭眼。夜里她翻身时，床板轻轻一响，我的神经也跟着一跳一跳。
第二天，她穿着藏青色套装，利落得像刀。谈判时，她三言两语就让客户松了口，还替我挡下了几个棘手问题。走出办公室，她低声对我说：“你呀，就是太老实。”
我忍不住笑：“那您喜欢老实的吗？”
她瞥了我一眼，没答，却笑得意味深长。
二月份，她突然生病，高烧到39度，被送进医院。那天晚上，我守在床边给她擦汗，她迷迷糊糊地抓住我的手：“别走。”
我俯下身：“我不走。”
她闭着眼，小声说：“如果有一天我不当你领导了，你还会理我吗？”
我怔住了，喉咙发紧：“我理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这是我们第一次真切地把话挑开，说出了心里的那份在意。
出院后，我们的关系变了。她不再用冷话掩饰，反而会在食堂排队时站到我身边，低声说：“帮我多打点汤。”
一次部门聚餐后，她拉着我走到厂区的旧花园，风很凉，她忽然把手伸进我口袋里：“手冷。”
我怔在原地，半晌才把另一只手也伸过去，握住她的。
她抬头看我，眼里有光：“你还真敢。”
我笑了：“您说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1992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正式一起领了证。
那天，她穿着浅驼色风衣，站在厂门口等我。她说：“以后你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说：“那如果哪天我不小心掉坑里呢？”
她笑：“我就跳下去陪你。”
她教会我，感情不是对外界交差的任务，而是两个人在彼此世界里的默契和勇气。
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几年了。她在家里依旧是那个说话干脆的人，只不过语气多了几分温柔。
每天早上，我们一起去菜市场，她挑菜，我拎袋子；下午坐在阳台上，她织毛衣，我翻泡茶她喝，偶尔会拌几句嘴，像年轻时在办公室斗嘴一样。
有时候，我会故意问她：“当年你不批我假，是怕我真娶了别人吗？”
她抬眼笑：“我那时可没想明白，不过还好，你没敢乱试。”
这一辈子，我们走过忙碌、误解，也走过风雨和病痛。回头看，那句“你敢去试试”，其实是她递给我的一扇门。我推开了，从此再没关上。
如今的日子平淡，却比什么都踏实。我们都知道，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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