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教育如何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又何以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核心驱动力之一？从明清商业教育的独特精神，到留美学生与早期现代化深度链接；从同光年间的翰詹大考与人才选拔，到智力测验在近代教育中的引入；从晚清官立学堂的制度建构，到战时大学的治理困境与突围……这些议题共同贯穿着一条核心线索：教育变革如何塑造近代中国，而中国自身的教育传统又如何在与西学的碰撞、调适与融合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26年4月11日至12日，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教育史工作坊“从传统到现代：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源流与变革”在徐汇校区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教育制度、知识转型、大学治理、教育家群体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与会学者合影
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中心主任曹永康教授主持开幕式，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海兵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理事长、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汤涛教授分别致辞。管海兵教授强调校史与教育史研究对于传承“求实学、务实业”宗旨、弘扬西迁精神、服务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是理解当下、展望未来的关键。他指出，作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上海交通大学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本次工作坊旨在深化交大校史与教育史的交叉研究，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将为新时代教育改革提供历史智慧与理论支撑。汤涛教授强调了教育史和大学史研究的互补性，提出未来研究的三个方向：从“制度史”向“生活史”转向，关注具体生命经验；从“国内视角”向“跨国流转”转向，关注全球知识流动；从“以史鉴今”向“当代价值”转向，回应时代关切。
随后进行的主旨报告环节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蒋勤教授主持，四位专家学者呈现了从明清到近代、从制度到观念的多维图景。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邱澎生以“明清中国的商业教育以及商业精神”为题，通过梳理16世纪以后中国出版市场上涌现的大量“商业手册”，揭示明清时期商业知识如何从口传走向写、刊，商业教育如何形成体系，以及商人精神如何在儒家伦理之外发展出独特的“贾道”。
邱澎生教授将这一时期的“商业手册”分为商业旅行地图（如明代黄汴所辑《一统路程图记》）、行商注意事项（如明代徽商程春宇所辑《士商类要》）、坐贾经营守则（如清代吴中孚《商贾便览》）、手工业经理手册（如清代范铜《布经》）四大类，探讨其不同特色。他着重分析了吴中孚《商贾便览》传递出的“中质者，学工商”之观念以及“大富由命，小富由人”的财富观，带领读者从中窥见明清时代的商业教育理念及商业伦理，探析这一时期中国商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士商类要》中的九边总图
报告引导听众反思长期以来围绕“中国为何未能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韦伯式命题。邱澎生教授指出，明清商业书确实不像新教伦理那样怀有“营利与仁义之间的矛盾苦恼”，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人精神的缺失；恰恰相反，明清商人通过务实的手册、传抄的布经、同乡会馆的讲习，发展出了一套嵌入具体社会经济结构中的“贾道”。例如，苏州棉布业中的三类“贾师”（看白布、看缸水、售卖）分别面对农户、染坊、中小盘商人等不同对手，这种精细化的分工与管理知识，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品德说教。最后，邱澎生教授提出应在全球比较的视野下审视商业与道德互动关系，并指出应看到不同地区的市场演化，以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演化。
邱澎生教授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梁晨教授的报告题为“留学生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刍议——以清华留美生为中心的考察”。他指出，过去对留学生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名人个体，如胡适、竺可桢等人物研究成果斐然，而群体研究仍有极大的空间；过去对留学群体重在考察学业，而疏于对职业的长期追踪。当前数字技术及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为上述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
梁晨教授展示了研究团队所构建出的数据链较为完整的民国清华留美生职业数据库。量化分析各阶段职业数据发现，清华留美生很好地沟通了教育、实业等业界，体现出“产学结合”的职业特色，在兴实业、育新材等方面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帮助中国高等教育和轻重工业逐步摆脱外国人才和技术支配，部分实现了从依靠外力培养人才到国人主导现代化建设的留学目标。
梁晨教授指出，通过数据库动态观察清华留美学生的职业发展，得出的结论与此前的一些固有印象颇有出入。例如有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产业落后，留学生所学的先进专业回国后并无用武之地，往往只能在大学教书。但事实上留美学生的职业发展注重“产学并重”与“产学结合”，大学教员与实业界的交流也远比想象中频繁。
梁晨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策从“翰詹大考与晚清政情”切入，揭示科举之外的翰林考核如何影响高层政治生态与人才流动。尤其是，通常情况下六年左右举行一次的翰詹大考，在晚清同光数十年仅举行了三次，且最后两次间隔十九年之久，为乾隆以来最长。这一时期的翰詹大考为何有此“异变”，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政治意蕴，带来何种政治影响，是这一研究的核心关切。
韩策教授指出，清代翰林群体是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最精英人才。他们既是内外高官的重要储备，也是科举考官的主要来源，还代表着清流文化风尚。翰詹大考就是针对翰林群体而设计的甄拔、考核制度，是皇帝用人、清流升迁和官场流动的一大机制，广受朝野关注。尽管流行“翰林怕大考”的说法，但追求上进的年轻翰林也往往翘首期盼大考。
晚清同光时期翰詹大考的异变，反映晚清高层政治权力的演变。从乾纲独断的皇帝亲自主考，到光绪皇帝即位后由恭亲王代为命题，主导黜陟，再到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权力交接，考与不考、何时考、由谁来考，每一个环节都成为权力博弈的晴雨表。这一制度的变异，不仅改变了翰林群体的升迁轨迹，也映照出晚清皇权运作的微妙转向。
韩策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林则以“游移的标尺”为题，聚焦近代中国连续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教育专业刊物《教育杂志》（1909—1948），勾勒出20世纪前半期智力测验在中国引入、调适、实践与反思的缩微图景，展现了“科学化”教育测量在跨文化流动中的复杂历程。
《教育杂志》
李林教授指出，现代智力测验发轫于1905年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后经美国推孟修订并引入“智力商数”算法，各国接续修订和推进，成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探索之一。以陈鹤琴、廖世承、陆志韦、吴天敏为代表的中国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积极译介并修订量表，使之适用于中国本土情形，并在《教育杂志》上持续讨论其原理与方法，推动了“标准测验运动”在中国的展开。然而，这把测度心智的“标尺”也始终在游移。对于外来方案，中国学者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对其文化适用性、题目设计与实施测验等提出质疑与修正。《教育杂志》既登载大量引介文章，也保留了反思之声。
在拓展讨论部分，李林教授提示各类智力测验至今尚在延续，有其价值，也有限度。从历史角度审视，尤其应当留意传统智力测验在追求标准化、可比较的同时，简化了人类心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以“差值”代表“差距”，可能遮蔽了多元“差异”。而在人工智能时代，AI已在传统测验项目上逐渐超越人类均值，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智力”与“智慧”的本质问题。
李林教授
主旨报告之后，与会学者分两组展开专题报告与深入讨论，分别聚焦“教育转型中的制度、文本与地域”“时局变动中的大学应对”“知识变革视域下的教育发展”“政学之间的教育家个体与群体”以及特别专题“盛宣怀与近代中国近代教育研究”，最后由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欧七斤主持闭幕式并作学术总结。欧七斤研究员表示，本次会议延续前两届工作坊所确立的学术传统，为历史学、教育史、校史研究学者提供高质量的交流平台，今后将继续拓展研究视野，依托档案文博资源与历史学科优势，推进大学校史界、历史学界、教育史学界的持续对话与跨领域合作。
与会学者在讨论中指出，教育史研究的传统路径，大致以思想、制度、精英人物为主轴，辅以办学成就的讨论；又或遵循学科史的路径，重点关注文史哲学、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工农医科的关注不够。近年来，教育史研究更加回归教育本身，社会服务的逻辑、知识传播的机制、教育评价的科学化与本土化调适等议题日益受到重视，这一点在本届工作坊的议题中有所体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当下，教育史领域中的诸多课题本身就包含大量结构化数据，如科举录、学生档案等，为量化分析与AI辅助研究提供了天然的优势条件。本届工作坊中，亦有多项研究在量化数据库及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做了深入的尝试。
时值上海交通大学130周年校庆，会议期间，与会学者还参观了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新校史博物馆、党史馆及英烈馆，在实物与档案中感受百年学府的历史积淀。会议展示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前沿成果，更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总议题下，推动了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科技史等多学科的深度对话，推进了我们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源流与变革的理解，亦是对当代教育改革与大学精神传承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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